关于《景象社会评论》的旁注

目录

战略家

幻觉效应

瓦尔普吉斯之夜

情境

奥斯威辛/蒂米索拉

谢基纳

（小标题删除）

附录：1989-1990年给乔治·阿甘本的信

战略家

居伊·德波的著作是对一个社会的苦难和奴役最清晰和最严厉的分析，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把它的统治权扩展到了整个星球，也就是说，它便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景象社会。因此，这些著作不需要澄清、赞美，或者至少不需要作序。最多可以在页边空白处加上几个注释，很像中世纪的抄写员在最值得注意的段落旁边画出的那些标记。它们遵循着严格的锚定意图，它们事实上是与文本分离的，它们自己的位置不是在别的什么不可能的地方，而只存在于它们所描述之物自身包含的精确的制图定界之中。

赞美这些著作的独立判断和预言性洞察力，或是其风格的经典式清晰度是没有用的。今天没有一位作者能够通过认为他们的作品将在一个世纪后被阅读来安慰自己（被哪种人阅读呢？），也没有读者可以通过知道自己属于比别人更了解那部作品那一小部分人而自我夸耀（关于什么呢？）。它们应该被用作说明书，作为抵抗或出走的工具——就像那些不正当的武器，逃犯拿起并匆忙插在腰带下（根据德勒兹的美丽形象）。或者，它们应该被用作一个特殊的战略家的作品（事实上，标题《评论》就可以追溯到这种类型的传统），一个战略家的行动领域与其说是一场集结军队的战斗，不如说是纯粹的智力力量。引用在《景象社会》意大利文第四版中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完美地表达了这个特征：

“在战略批判中，最根本的事实就是要准确地站在行动者的角度。的确，这常常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作者愿意或能够将自己置于行动者所处的所有环境中，那么大多数战略批判将完全消失，或者将被减少为理解上的微小差异。”[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连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都是关于战略的论著，亦即有关智慧的力量，解放的力量（de potentia intellectus, sive de libertate.）的活动。

幻觉效应

1851年，当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海德公园隆重开幕时，马克思正在伦敦。在提交的各种项目中，组织者选择了帕克斯顿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要求建造一座完全由水晶制成的巨大建筑。在博览会的目录中，梅里菲尔德写道，水晶宫“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可以被位于画廊西端或东端的一位观众感受到气氛的建筑，在那里，建筑物最远处的部分看起来是被浅蓝色的光环包裹着的。”[②]因此，商品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就同时是在透明性和幻觉效应的标志下发生的。此外，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指南恢复了这一矛盾的景象性特征：“Il faut au [public] une conceptiongrandiose qui frappe son imagination... il veut contempler un coup d’oeil feeriqueet non pas des produits similaires et uniformement groups.”（“公众需要一个能激发其想象力的宏伟的观念，……它希望看到一个奇妙的场景，而不是类似的和千篇一律排列在一起的产品。”）

很可能马克思在写《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一章时，就已经想起了水晶宫里感受到的印象。这一章占据了最后的位置，这当然不是巧合。揭示商品的“秘密”乃是揭示资本对我们思想的魅惑场所的关键——资本总是试图通过完全暴露这个秘密来隐藏这个秘密。

如果没有对这个非物质中心的辨认——“劳动产品”因之而分裂成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成为了商品，即一种同时也是超感性或社会性事物的感性事物”[③]，——那么随后在《资本论》中进行的所有批判性研究或许就都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对商品拜物教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环境中，被愚蠢地抛弃了。1969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资本论》大众重印本的前言中，仍然可以邀请读者跳过第一部分，理由是拜物教理论是黑格尔哲学“露骨的”和“极端有害的”的痕迹[④]。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波的姿态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对这个景象社会的分析——亦即对一个已经达到极致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分析——正是建立在这种“露骨的痕迹”基础上的。资本的“变成形象”不过是商品的最后一次变形，在这种变形中，交换价值在歪曲了整个社会生产之后，已经完全遮蔽了使用价值，现在可以达到对整个生命绝对的和不负责任的王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在那里第一次揭开并展示了其神秘性的海德公园的水晶宫，是景象的一个预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噩梦，十九世纪在这个梦中梦见了二十世纪。情境主义者赋予自己的首要义务就是从这个噩梦中苏醒过来。

瓦尔普吉斯之夜

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纪有一位作家可以和德波相比，那么这位作家就是卡尔·克劳斯。没有人能像克劳斯在他与记者们的顽强斗争中那样揭示景象的隐藏规律——“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伴随着产生报道的行动和引起行动的报道之恐怖交响乐的轰鸣”[⑤]。如果有人想象出某种东西类似于德波电影中伴随着作为景象的那片碎石沙漠的暴露而一起运行的画外音，没有比克劳斯的声音更合适了。在埃利亚斯·卡内蒂描述过其魅力的那些公开演讲中，一种声音揭露了奥芬巴赫歌剧中高奏凯歌的资本主义内在的和激烈的无政府状态。

克劳斯在其死后成名的《第三个瓦尔普吉斯之夜》中为自己面对纳粹主义的崛起而保持沉默辩护时所用的一句妙语是众所周知的：“关于希特勒，我什么也没想到。”克劳斯以这个残忍的笑话毫不手软地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性，它也标志着讽刺讥笑面对无法言喻的现实时的软弱无力。作为一个讽刺诗人，他是真正“居住在语言的古老家园的最后追随者之一”。当然，在德波那里，就像在克劳斯那里一样，语言把自身呈现为正义的形象和场所。然而，这个类比就到此为止了。德波的话语正是从讽刺变得无语的地方开始的。语言的古老家园（以及作为讽刺文学基础的那个文学传统）到目前为止已经自上而下地被歪曲和操纵了。克劳斯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把语言变成末日审判（the Universal Judgment）的场所。当末日审判已经发生，并且当其中被认可的真东西只是假东西的一种要素之后，德波就开始说话了。语言上的末日审判和景象中的瓦尔普吉斯之夜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悖论式的一致正是持续响起德波画外音的场所。

情境

一种被构造的情境是什么呢？《情境国际》创刊号中的一个定义是，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时刻，是通过对统一环境的集体组织并通过一种事件游戏，具体地和刻意地构建起来的。然而，没有什么比把情境看作是唯美主义意义上的特权时刻或例外时刻更具误导性的了。情境既不是生活变成艺术，也不是艺术变成生活。只有当我们历史地把艺术安置在恰当的位置上之时，亦即：只有在艺术终结和自我毁灭之后，只有在度过虚无主义考验的生活历程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它的真实本质。“真实生活地理学的西北通道”是生活与艺术的一个无差别之点，在那里两者同时经历着决定性的变形。这种无差别之点构成了一种完全能胜任其任务的政治。情境主义者用一个具体的、尽管是完全对立的构想来对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具体地、故意地”组织环境和事件以削弱生命。他们的乌托邦再一次成为了完美的热门话题，因为它将自己定位于它想要推翻之物的发生。也许，没有什么能比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提出其思想的决定性实验时的那幅赤裸裸的风景画能更好地描述一种被构建的情境的了。一种被构建的情境是那片位于树丛之间的伴着蜘蛛和月光的空间，正好在的那一刻——在回答魔鬼的问题：“你是不是又一次、无数次地渴望着这个？”——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是。”[⑥]这里决定性的是那种弥赛亚式转变，它既整体性地改变世界，同时又让它几乎完好无损：这里的任何事物事实上都保持了原样，但却都失去了它的身份。

在即兴喜剧中，有一些对演员的核心指示，目的是把他们带入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一种减去了神话力量和命运力量的人类姿势就可以最终产生了。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喜剧面具理解为一个不确定的或被削弱了的角色，那是不可能理解它的。丑角和医生并不像哈姆雷特和俄狄浦斯那样是角色：面具不是角色，而是被看作姿势的一种类型，即姿势的星座。在这种情境下，角色身份的破坏与演员身份的破坏是携手并行的。正是文本与执行、力量与行动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这里再次受到质疑。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面具让自己慢慢渗入到了文本与执行之间，造成力量和行动难以分辨的混合。在这里发生的事，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被构建的情境中，都不是一种力量的实现，而是一种外部力量的解放。姿势（gesture）便是生命与艺术、行动与力量、一般与特殊、文本与执行之间的这种交叉的名字。这是从个人传记的背景中减掉了的生活要素，也是从美学中立性中减掉了的艺术要素：它就是纯粹的实践（pure praxis）。这种姿势既不是使用价值，也不是交换价值，既不是传记经验，也不是非个人事件：正是商品的另一面让“这种社会共同物质的结晶”陷入了这种处境。

奥斯威辛/蒂米索拉

德波著作最令人不安的方面可能是，历史似乎一直致力于无情地证实它们的分析。在《景象社会》20年后，《评论》（1988）记录下了前一本书在各个方面的诊断和预期的精确性。同时，历史的进程也在同一个方向上统一地加速：事实上，在这本书出版仅仅两年之后，我们可以说，世界政治不过是那本书中之剧本的一个仓促而滑稽的场景。集中的景象（东方人民民主政体）和分散的景象（西方民主政体）实质性地统一为一个整合的景象，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微不足道的证据。这构成了评论的中心论点之一，在当时看来对许多人来说是矛盾的。分隔两个世界的不可移动的墙壁和铁幕在几天内就被摧毁了。东方政府允许列宁主义政党倒台，以便在他们的国家完全实现一体化的景象。同样，西方早在一段时间前就已经以多数票选举机制和媒体控制舆论的名义放弃了权力制衡以及真正的思想和交流自由，这两种自由都是在极权式现代国家中发展起来的。

罗马尼亚的蒂米索拉代表了这一进程的极点，值得用来为世界政治的新转折命名。因为在那里，秘密警察为了推翻旧的集中景象式政权而密谋自己反对自己，而电视则赤裸裸地、毫无伪饰地展示了媒体真正的政治功能。因此，电视台和秘密警察都成功地做了一些纳粹主义甚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把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国会大厦的大火一起放到一次丑陋的事件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刚刚被埋葬或排列在停尸房桌子上的尸体被人们仓促地挖掘出来并加以折磨，为的是在摄像机前模拟使新政权合法化的种族灭绝行动。全世界在电视直播中看到并认为是实际真相的，实际上是绝对的非真相；而且，尽管歪曲有时看起来相当明显，但媒体的世界系统却将其合法化为真实，以致于很明显，到目前为止，真实之物只不过是虚假之物必要运动之内的一个要素。这样一来，真理和谬误就变得彼此无法区分了，而景象就只是通过景象来让自己合法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蒂米索拉就是景象时代的奥斯威辛：有人说过，在奥斯威辛之后，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写作和思考了；同样，在蒂米索拉之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看电视了。

谢基纳

今天，在这个景象大获全胜的年代里，思想怎么才能收集德波的遗产呢？很明显，毕竟，景象就是语言，就是人类的交流性和语言性存在本身。这意味着，一种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亦即资本主义（或者我们想赋予当今世界历史主导性过程的任何其他名称）不仅旨在侵占生产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旨在语言本身的异化，旨在人类语言性和交流性本质的异化，旨在赫拉克利特由以识别共同之物（the Common）的那个逻各斯（logos）的异化。对共同之物最极端的侵占形式就是景象，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政治。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景象中所遇到的正是我们颠倒了的语言本质本身。由于这个原因（正是因为被侵占的东西就是一种共同利益的可能性本身），景象的暴力才如此具有毁灭性；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景象仍然包含着某种类似积极可能性的东西——利用这种可能性来对抗它正是我们的任务。

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像犹太神秘哲学家们称之为“谢基纳的孤立”的那种罪的了，他们把这种罪归咎于阿赫——据塔木德的一段著名的哈迦达[⑦]所说，阿赫是四位拉比中的一位，进入了帕德斯（即至高无上的知识）。“四个拉比，”故事是这样的，“进入天堂：本·阿扎伊，本·佐马，阿赫和拉比·阿吉巴……本·阿扎伊瞥了一眼就死了……本·佐马看了看就疯了……阿赫砍了树枝，拉比·阿吉巴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

     谢基纳是神的十种塞弗罗（Sefrot）或属性中的最后一种，它表现了神的存在本身，是神在大地上（on Earth）的体现或居所，即神的“言词”（word）。阿赫的“砍树枝”被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认为是亚当之罪，亚当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塞弗罗，只喜欢考虑最后一个，把它和其它的隔离开来，从而把科学之树和生命之树分开。和亚当一样，阿赫也代表着人类，因为他把知识作为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特有的力量，他把知识和那不过是上帝最完整表现形式的言词（谢基纳）与他由以揭示自身的其它塞弗罗隔离了开来。这里的风险在于，言词——亦即，某物的显明状态和揭示状态——可能会与它所揭示之物隔离开来，并可能最终获得自主的统一性。那被揭示和被显明的——因此，共同的和可分享的——存在（being）与被揭示的事物分离开来，并降临到后者与人类之间。在背井离乡的境况下，谢基纳失去了正面的力量，变得有害了（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说它“吮吸了万恶”）。

     因此，谢基纳的孤立表现了我们的时代状况。在旧制度下，人类交往本质的疏离本身就被证明是一种用作共同基础的前提，而在景象社会中，正是这种沟通性本身，这种普遍的本质本身（即作为类本质Gattungswesen的语言），被分离出来成了一个自主的领域。阻碍交流的正是可交流性本身；人类被把他们统一起来的东西保持在了分离的状态。新闻记者和媒体权威人士（以及私人领域的精神分析师）构成了这种对人类语言本质之异化的新神职人员。

     事实上，在景象社会中，谢基纳的孤立达到了最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语言不仅构成了一个自主的领域，而且根本不再揭示任何东西，——或者更好的说，它揭示了所有事物的虚无。在语言中，不存在关于上帝、世界、被揭示者的任何东西。但是，在这种对揭示的极端废止状态中，语言（人类的语言本质）再次被隐藏和分离了。因此，语言最后一次获得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力量，为自己索要一个历史时代和一种自为状态：景象时代，或完全实现虚无主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建立在一个假定基础上的今天的权力在这整个星球上摇摆不定的原因：地球的诸王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出发走向构成政府形式完美形态的景象式民主政权。甚至比经济必然性和技术发展更重要的是，促使全球各国走向单一共同命运的是语言性存在的异化，即所有人都从其在语言中的关键性栖居中被连根拔起了。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生活的时代，也是人类第一次有可能体验到自己的语言性本质的时代——也就是说，不是体验某种语言内容或某种真实命题，而是体验语言本身，以及言说的事实本身。当代政治正是这种毁灭性的实验语言（experimentum linguae），它在整个星球上肢解和清空了传统和信仰、意识形态和宗教、身份和社群。

只有那些能够完成它的人——不允许揭示者被遮蔽在它所揭示的虚无中，而是把语言本身带给语言——才能成为一个既没有预设也没有政府的共同体的首批公民。在这个共同体中，共同之物的取消性和决定性力量将得到安抚，谢基纳将不再吮吸它自己分离状态的邪恶乳汁。像塔木德的哈迦达中的拉比·阿吉巴一样，这个共同体的居民将进入语言的天堂，并将安然无恙地从那里走出来。

（小标题删除——中译者）

在《评论》的暮色之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政治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剧情呢？整合式景象的政府（或景象式民主政府）是政府形式演变的最后阶段——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种族主义政权和进步政权都在走向毁灭性的阶段。虽然这场全球运动似乎使民族身份复活了，但实际体现的是构造一种超民族警察国家的趋势，国际法准则由此一个接一个地被默认废除了。多年来，不仅没有正式的宣战（这证实了卡尔·施密特的预言，根据这一预言，我们时代的每一场战争都已变成了内战），甚至对主权国家的公然入侵现在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内部管辖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被用来无视国家主权边界采取行动的特勤局成为了真正政治组织和真正政治行动的典范。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世界大国第一次由两个秘密机构的直接辐射物领导：布什（前中情局局长）和戈尔巴乔夫（安德罗波夫的手下）；在景象新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越是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这一切就越是作为民主的胜利而得到欢呼。尽管如此，这个因此而新兴的景象性民主世界组织却冒着成为物质化于人类历史中的最坏暴政的风险，与之相对的抵抗和异议实际上将越来越困难——而且考虑到日益明显的是，这样一个组织还将承担起管理人类在一个无法居住的世界中（humanity in an uninhahitable world）存活下来的任务，情况就更是如此了。然而，人们无法确定，景象试图保持对本身就是由它自己启动的那个过程的控制，是否真的能够成功。毕竟，该景象的政府仍然是一种以自己为基础而不是以社会纽带为基础的政府（正如巴迪欧所展示的，每个政府都以自己为基础），政府据说是社会纽带的表现，但它倒是以它所禁止的社会纽带之解体为基础的。归根结底，政府可以承认任何对身份的要求，甚至在其自身内部承认对政府身份的要求（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与恐怖主义之间关系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这一事实）。但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是，个体（singularities）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而没有要求一种身份，亦即人类在没有可代表的归属条件（是意大利人、工人阶级、天主教徒、恐怖分子等等）的情况下共同归属。然而，因为这种景象政府清空和抹去了每一种真实的身份，用公众（publie）和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代替了人民（people）和公意（general will），——正是它从自身内部大量产生了不再以任何社会身份或任何真正的归属条件为特征的个体，即真正随便是什么（whatever）个体的那种个体。很明显，景象社会也是一个所有社会身份都已消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几百年来代表大地上世世代代辉煌和苦难的一切，到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曾经标志着人类历史悲喜剧的不同身份带着一种幻影般的空虚暴露和聚集在了全球小资产阶级身上——这个小资产阶级构成了一种形式，景象在其中戏仿式地实现了马克思无阶级社会的构想。

由于这个原因——冒着在这里提出一种预言的风险——即将到来的政治将不再是征服或控制代表着新的或旧的社会主体的政府的斗争，而是政府与非政府（人类）之间的斗争，亦即任何个体与政府组织之间无法解决的分裂。

这与社会反对政府的纯粹需要无关，这种需要长期以来是我们这个时代抗议运动共同关心的问题。任何个体都不能在一个景象社会中形成一个社会（societas），因为它们没有任何身份来证明自己，也没有任何社会纽带来寻求认可。因此，反对政府的斗争是更加不可抗拒的，因为这是一种清除了所有真实内容的政府，但这个政府——除了所有关于生命神圣性和人权的空洞声明之外——也将宣称任何完全缺乏代表性的身份在根本上就不存在。

……（此处删去334个中文字符——中译者注）这种随便什么式个体（the whatever singularity）——这种个体想要占有自己的归属感以及它自身的进入语言式存在（being-into-language），从而拒绝任何身份和任何归属条件——是未来政治新的、非主体的和社会不一致性的主角。……（此处删去45个中文字符——中译者）

（1990）

附录

给乔治•阿甘本的信，1989-1990年

居伊•德波

1989年8月24日，查普特

亲爱的先生：

谢谢你发给我的剪报。我很高兴地获悉，尽管意大利遇到了一些相当严重的障碍，但它比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更了解情况，而这些国家目前仍处于“纳什主义”即博物馆式伪造阶段，由滑稽剧“蓬皮杜中心”可笑地揭幕。

尤其是因为我自己有机会在意大利学到很多东西。

我寄给你一本最近的书来完成你的智力文档。

非常诚恳的，

居伊•德波

1990年1月24日

亲爱的乔治•阿甘本：

我同意以一卷本的形式出版这两本书的想法，但前提是它们按此顺序排列：先是《评论……》（1988），随后是《景象社会》（1967年），第一本用稍大一点的字体印刷。

你的前言将非常有用，至少在解释明显的矛盾方面；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观点，对此我毫不怀疑。

既然你二月份会在巴黎，我建议我们12号星期一下午5点在卢特提亚酒吧聚聚，它在酒店大厅的尽头。

非常友好的，

居伊•德波

1990年2月16日

亲爱的乔治：

我寄给你一份1979年的意大利版前言。我在其中标出了对我来说最能表达这本书含义的各段。所以这是我一以贯之的，很多人可以称之为愤世嫉俗。这依赖于他们接受的价值观和使用的词汇。如果你顺便在你的序言中诉诸这个序言，这将是充分地弥补我在这类关于景象的著作中的缺失，否则可能会被注意到并可能被糟糕地解读。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我建议你一回来就和我联系，我们在这里一起吃个饭。

友好的，

居伊

1990年8月6日

亲爱的乔治

当你最近问我是否喜欢你在我《评论》中添加的文本时，我有点担心，并且我还特别生气，因为我仍然无法回复你。毫无疑问，你很难相信苏加科（SugarCo）还没有给我寄一本1990年3月出版的书，而且，尽管我的巴黎出版商提出了申诉，但还是没有给我寄一本。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傲慢。

我刚收到一本，只是因为一个意大利朋友认为把它和博洛尼亚的另一个版本（阿加列夫）一起传给我是有用的。

当然，当我读到你的注释时，我完全被迷住了。在你所有的文本中，你那么好地谈到这么多以最好的品味挑选出来的作者（我对此感到放心，除了几个我非常遗憾地不了解的异族人和四五个我根本不想读的当代法国人之外），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不可避免地将以跻身于这样一个万神殿中而感到荣幸。

我很高兴地尝试了——在1967，与阿尔都塞阴沉的拒绝截然相反——一种通过加大黑格尔剂量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转移式拯救”（salvage by transfer），同时又重演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想要牢记马克思主义方法在我们可怜国家中可确定的发展，正如从他们之前的情况可以预见的那样。我极其钦佩你非常合法地回归到赫拉克利特的方式，关注先前被称为“公共物”（the “communal”）的语言在事实上的整体性剥夺！这无疑是重新开始着手真正任务的正确方向，这项任务以前被称为“让世界重新站起来”和“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

非常友好的，

居伊•德波

[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引自居伊·德波:《<景象社会>意大利文第四版前言》(Préface à la quatrième édition italienne de “LaSociété du Spectacle”, Paris: Éditions Champ Libre, 1979), pp. 15-16.——英译者注

[②]由于没有找到原始出处，这段话是从意大利文译出的。——英译者注

[③]卡尔·马克思:《资本论》(Capital,vol. 1,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p. 165。——英译者注

[④]路易·阿尔都塞:《<资本论>第一卷前言》(“Preface to Capital Volume One”)，载《列宁与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 Brewster(New York: Monthly ReviewPress, 1971), p. 95;但请参照全文，尤其是第81页和第88页。——英译者注。

[⑤]卡尔·克劳斯:《在这些伟大的时代里》(“In TheseGreat Times”)，载《在这些伟大的时代里》(In These Great Times),trans. HarryZohn(Montreal: Engendra Press, 1976), p. 70.——英译者注

[⑥]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trans. Walter Kaufman(New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p. 273-74.——英译者注。中译者按：此处涉及的是《快乐的科学》第341节，说的是魔鬼与查拉图斯特拉关于永恒轮回的对话，提问题是魔鬼，回答者即查拉图斯特拉。

[⑦]哈迦达（Haggadah），指犹太教法典中的传说部分。——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