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象社会》评论

居伊·德波著，黄应全译

纪念杰拉德·勒博维奇（Gerard Lebovici），他在1984年3月5日因一个迄今依旧神秘的陷阱而被暗杀于巴黎。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

——孙子：《孙子兵法》[1]

一

这些评论确实会受到五六十个人的欢迎，考虑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所论问题的沉重性，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不过，的确，我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视为一个权威的。也有必要铭记于心的是，这群有兴趣的精英中有大约一半是由致力于维护景象性统治制度的人们构成的，另一半人则致力于完全相反的事情。因此，考虑到那些读者既专心致志又影响多样，我显然无法畅所欲言。毕竟，我必须小心一点，以免由于给出太多信息而让任何人找到借口。

我们不幸的时代因此迫使我再次以一种新的方式写作。有些因素被刻意省略掉了，计划也将显得很不清晰。读者也会遇到某种陷阱，正如这个时代的标志一样。但只要不时地插入某些页面，整体意思就会显示出来，这就像某些秘密的条款常常会附加到公开约定的协议中去一样，又如某些化学物质只有与其它物质结合才能显示其隐藏属性一样。不过，在这本简短的著作中，哎呀，还是会存在很多让人明白易懂的东西的。

二

1967年，在一本题为《景象社会》的书中，我已经展示了现代景象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即：市场经济的专横统治，市场经济已经随着这种统治获得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王权（sovereignty）和一种新型治理技术方面的总体性。1968年的动荡虽然在某些国家持续了数年时间，却并未在任何地方推翻那些显然是自发地产生自该社会本身的现存社会组织，景象因此而得以继续聚集力量，亦即，把它自身从各个方面推到了极致，同时在其核心处还提升了它的强度。它甚至还学会了新的防卫技巧，就像任何权力在遭到攻击时一直做的那样。当我开始景象社会批判的时候，特别引人注意的东西（在那个时期）还仍然是通过该批判可以被发现的革命性内容，还能自然地感受到那是一种最令其心烦意乱的因素。就景象本身而言，我有时被指责为凭空发明了它，并且总被指责为沉溺于夸大其深度、统一性和实际活动能力。我必须承认，后来针对同一对象出版新作的那些人已经表明，说得轻描淡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把总体性及其运动代之以存在于现象表面的单一静态细节，以及每个作者都通过挑选那些不同的和不那么令人烦心的东西来显示其原创性。没有人愿意因为插入一些鲁莽的历史判断而玷污其个人解释的科学谦逊态度。

然而，景象社会却继续高歌猛进。它发展极快，到1967年，景象社会才不过四十年的历史，但它已经把这段历史发挥到了极致。并且通过其无人愿意费心探究的自身发展，它已经以其惊人成就表明了它的确就是我曾经说过的那种东西。证明这一点具有超乎寻常的学术价值，因为毫无疑问有必要了解景象作为一种活跃力量的整体性及其表现，以便考察这一力量一直以来可能运行的方向。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冲突的阶段必然会出现。既然景象在今天明显比之前更强有力，那么这股多余的力量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它已经发展到以前未曾达到过的什么程度了呢？简言之，它当前的活动路线（( lignes d' opération）是什么呢？一种模糊的感觉，即存在一种快速入侵在迫使人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生活，这种感觉现在已经广泛传播开来。但这只是一种类似于对发生在空气中或在别的某种自然平衡中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变化的体验，这是一种无知者对此只能无话可说的变化。更有甚者，许多人把它视为一种文明化入侵，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甚至需要给予配合的东西。这种人当然也不想知道这种征服的确切目标及其演进方式。

我将勾勒出景象在过去二十多年快速扩张的某种实际后果，这点迄今仍罕有人知。我并不想就这个问题的任何方面展开辩论，这些现在都太容易了，也太无益了。我也不试图做得令人信服。当前的这个评论无关乎道德，它并不提出任何可取的或哪怕只是个人偏爱的东西。它仅只是记录事物之所是。

三

今天，已经没有人可以合理地怀疑景象的存在或力量了；相反，人们也许倒是可以合理地怀疑面对这样一个凭借亲身体验就已经以如此严酷的方式解决了的问题人们还能添加任何东西。1987年9月19日的《世界报》为下述说法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例，该说法即“如果它存在，就不需要谈论它了”，这是一条景象时代的根本法则，至少就这方面而言，它可以确保不存在落后国家这样的东西。

现代社会是一个景象社会，这一点现在已经变得不言而喻。的确，人们将很快变得只是因为他们对景象的缄默才引人注目。目前，有数不清的书籍描述那些如今标志着所有工业化国家而那些处于追赶状态的国家正好没有的现象。然而，非常滑稽的是，分析该现象的所有著作虽然通常也谴责它，但如果它们想引起关注的话却都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了景象中。

确实，这种对景象的景象式批判不仅来得太晚了，而且更糟，由于追求同等层次的“关注”，因而必然流于徒劳的泛泛而谈或虚伪的悔恨，就像有些小丑在报纸上展示其温文尔雅的幻灭一样毫无意义。

因此，对景象即世界拥有者行为的空洞辩论正是由景象自身组织起来的：所谈到的一切全都是尽在其掌握中的扩展性手段，以确保对于它的扩展性部署而言一无所说。与讨论景象相比，人们常常更偏爱使用“媒体”一词。他们用这个词来描述一种纯粹的工具，一种大众服务形式，它凭借不偏不倚的“职业精神”经由大众传媒促进一种大众传播方面的新财富。“媒体”也指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它最终获得了一种单向的纯粹性，那些已作出的决定经此呈现出来供人被动欣赏。由于被传播的是一些指令，而且伴随着一种完美的和谐，那些发出指令的人同时也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对之有何想法的人。

景象性权力虽然在根本上如此统一，在份量上如此集中，在精神上完全专断，但却常常严厉责难在景象性政治、景象性司法、景象性医疗以及一切类似领域出现的令人吃惊的“媒体剩余”。因而，景象也许只不过是媒体的剩余，由于它促进了交流因而本质无疑是好的，虽然有时被驱向了极端。有很多老板经常自己就出来指责其媒体雇员服务不佳，他们更经常地指责观众以一种一致的、粗俗的方式沉湎于媒体快乐中。因此，媒体中难以计数的假定差异只是用来掩盖其事实上属于景象性融合之结果的东西的，景象性融合乃是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执著所追求的对象。正如商品逻辑总是统治着资本家的竞争野心，战争的逻辑总是支配着武器的改进一样，景象的严酷逻辑也控制着媒体挥霍的无限多样性。

在过去二十年发生的所有变化中，最重要的变化乃是景象的那种延续性。这与媒介手段的完善无关，虽然媒介手段的确已经发展到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它只是非常简单地意味着景象的统治已经成功地以它自身的法则模塑了整整一代人。整整一代人所实际体验到了的这种全新状况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了所有那些景象此后所禁止的一切和景象所允许的一切。

四

在理论层面上，我只需要在我先前的提法上添加唯一的一个细节，尽管它是一个已经引发了后果的细节。在1967年，我区分了两种既相对立又相连续的景象权力形式，亦即集中的和分散的。两者都漂浮于现实社会之上，作为它的目标和谎言。前者喜欢围绕独裁人格凝缩而成的意识形态，完成了极权主义的反革命，是法西斯主义式的和斯大林主义式的；后者驱使工资赚取者把他们的选择自由用于即时提供的大量新型商品上，代表了世界的美国化，这一过程在某方面吓住了但同时也引诱了那些本有可能会保持其传统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国家。从那时起，第三种形式建立起来了，它通过前两者的理性结合，并且是以已经显示自己属于更强的、取得了全面性胜利的那种形式即分散式为基础的。这便是整合式景象（integrated spectacle），它自形成伊始就试图将自身强加给全世界。

当俄国和德国需要为集中式景象的形成负责、美国应该为分散式景象的形成负责的时候，整合式景象却是由法国和意大利开启的。这种新形式的出现得益于许多共有的历史特征，亦即斯大林主义政党和协会在政治与思想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薄弱的民主传统、单一执政党对权力的长期垄断、消除革命行为不可预测之高涨的需要（1968年以来）。

整合式景象把自身展示为同时既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并且它们二者的有效结盟早已学会了在更宏大的规模上同时采用这两方面的性质。它们先前的应用模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集中型景象而言，控制中心现在由于不再由一个知名领袖或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占据而变得更加神秘莫测。而在分散型那边，景象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在社会化行为与对象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因为整合性景象的终极意义正在于此：它要像它所描述的那样把自身整合到现实中去，而且它正在像它所描述的那样重构现实。结果，这个现实不再遭遇任何异于被整合了的景象的东西。当景象是集中性景象的时候，围绕社会的绝大部分是逃避它的；当景象是分散性景象的时候，有少部分逃避它；今天，没有任何部分可以逃避它。景象已经把自身扩展到了极致，它如今已经渗透了一切现实。在理论上很容易预测经济理性无情实现的实际经验已经快速且普遍地证明了的东西，即虚幻之物的全球化同时也是全球的虚幻化。尽管旧著作和旧建筑之类遗产还有一定意义，但就连这点意义也注定会不断流失，并且通过不断地标注和分类以迎合景象的要求。在文化或自然中不再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不按照现代工业的手段和利益被改变和被污染的。甚而至于，连遗传学都变得更亲近社会统治势力的了。

景象性的政府由于现在已经掌握了把整个生产和感知都虚幻化的一切必要手段，已经是记忆的绝对控制者，正如它是那些塑造最遥远未来之计划无所制约的控制者一样。它的统治无远弗届，它实行的是即决审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劳动分工的戏仿式终结出现了，带着狂欢化的快乐，并且更受欢迎，因为它与整个现实能力的普遍消失是一致的。金融家可以是个歌手，律师可以是个卧底警察，面包师可以炫耀他的文学趣味，演员可以是个总统，厨师可以把他的厨艺哲学化得像是世界历史的里程碑似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景象，以便公开地接受或秘密地实践一种完全有别于首先让他们成名的任何专业化活动的活动。既然“媒体身份”比起任何实际所为的价值来已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身份变得极易转移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有获得明星身份的同样权利。

通常这些加速增长的媒体粒子们是在法定保证的尊崇之光中追逐其自身的职业生涯的。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向媒体的转移造成了对几种不同事业的掩盖，它们表面上是独立的，事实上却被各种临时性网络联结在了一起。结果，社会劳动分工，连同其运行之极易预见的统一性一道，临时性地以全新的形式重新浮现出来。比如，人们现在可能会为了布置一次暗杀而出版一本小说。这种形象化的例子也表明，人们决不应该因其工作而相信任何人。然而，整合式景象的最高野心却依然在于把秘密特工转变为革命者和把革命者转变为秘密特工。

五

现代化已进展到整合性景象阶段的那种社会可以用五个基本特征的综合效应来刻画，它们是：不断的技术革新、政府与经济的整合、普遍化的秘密、不容置疑的谎言、永恒的现在。技术革新有着漫长的历史，乃是有时被描述为工业的或后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成分。但是自从它最近的加速发展（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以来，它已经大大增强了景象性的权威，其方式是让每个人都屈从于专家的恩惠，屈从于专家的计算和总是依赖于专家的那种判断。政府与经济的整合是本世纪最明显的趋势，它至少也是所有近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政府与经济这两大力量之间达成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协议在每一个领域都给它们带来了最大的共同利益：每一方都可以被说成是拥有另一方的；无论如何，想要反对它们或者想要在它们的理由与愚蠢之间做出区分都是荒谬的。这种结盟也被证明对景象性统治发展进程是极其有利的——确实，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无法区分的。另外三个特征乃是这种统治在其整合型阶段的直接效应。

普遍化的秘密躲藏在景象背后，是其所展示出来的一切的决定性补充，并且最终是其最关键的运作。

不容置疑性这一简单事实已经赋予虚假之物一种全新的特质。一瞬间，真理在任何地方几乎都不复存在，而是被还原成了纯粹的假设。不容置疑的谎言成功地消灭了公共意见，公共意见首先失去了让人听见的能力，然后很快就整个地消失了。这一点对于政治学、应用科学、法律系统和艺术显然具有重大的影响。

需要炮制某种现在（present），在这种现在存在之处，从服装到音乐的时尚本身停止了下来，想要忘掉过去并且似乎也不相信未来。这种现在通过信息的不停流通已经达成了，这些信息总是返回到琐碎无聊之物的同一简短清单，并热情地宣告为重大发现。与此同时，那些有关真正重要之物、真正正在改变之物的新闻却罕见发布，因而时断时续。它通常只涉及这个世界对其自身存在的表面谴责，或有关其程序化自我毁灭过程的阶段性消息。

六

景象性统治的首要任务是从总体上根除历史知识，并正好从有关最近过去的所有理性信息和评论开始。对此的证据是如此的醒目，简直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说明。景象以完美的技艺把人们对发生之事的无知组织了起来，并且让人们随后马上就忘掉了已经了解的任何东西。事情越重要，它就越会被隐藏起来。过去二十年，没有什么比1968年5月的历史更彻底地被埋藏在一种驯服性谎言之中的了。某些有益的教训的确取自对那些日子的去神秘化研究，然而这些依然是政府秘密。

在法国，大约十年前，一位久已被遗忘但仍不时浮出景象表面的共和国总统曾经天真地表达了他对下述状况的喜悦之情，即“知道我们从此将生活在一个没有回忆的世界上，这个世界只有形象在漂浮和融合，就像水面的映像一样”。这对于那些生意人是很方便的，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呆在那里。历史的终结赋予权力一种很受欢迎的断裂。在所有的事业中成功都得到了担保，至少对成功的传闻是如此。

任何绝对权力能够在何等强度上压制历史取决于其专横利益或专横需求的范围，尤其取决于其实现目的的实际能力。秦始皇虽然烧了书，但他并未试图销毁所有书籍。在我们的世纪，斯大林走得更远，然而，虽然他在自己帝国边界之外试图找到更多帮凶，但世界上仍然有大片区域在其警察势力范围之外，在那些地方，他的方案遭到嘲笑。今天由于广泛采取了新的技巧，整合性景象已经做得更好了。笨拙赢得了普遍的尊重，它不再允许对它的嘲笑。在任何情况下，要表明人们正在嘲笑都是不可能的了。

历史领域是可回忆之物，是其结果将持续可见的那些事件的整体。从而，历史也不可分割地属于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将持续存在并至少部分地助力于对即将到来之物的理解：“一笔永恒的财富。”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历史就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了真正新奇的权衡尺度。不惜一切代价出卖新奇的那些人的利益正在于根除衡量新奇的手段。当社会的意义只是赋予那些当下瞬间存在的东西，那些随后又瞬间产生的瞬间存在之物，并总是用另一个同样的瞬间性代替此一瞬间性，这样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现，媒体的用途就只在于保证一种嘈杂无意义之物的永恒性。

通过剥夺历史（的合法存在）、通过把最近的过去赶人隐蔽之所，通过让每个人忘记历史在社会中的精神，景象所获得的最大好处是首先可以掩盖其自身的轨迹——隐藏其自身近期的世界征服过程。它的权力看起来已经非常熟悉，似乎它总已经在那里存在。一切篡位者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的：让我们忘记他们只是刚刚到达那里。

七

随着历史的毁灭，当代事件本身撤退到了遥远的神话般的领域，成了不可证实的故事、无法检验的统计、无厘头的解释和站不住脚的推理。对景象所呈现出来的每一种愚蠢，存在的只是媒体从业者以某些充满敬意的修正或抗议所给出的答案。即使在这方面，他们也不敢放肆，因为除了他们自身的极端无知之外，他们与景象的整个权威及其所表现的社会在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团结一致使之成了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快乐，决不能脱离那个其至高无上地位必须不受威胁的权威。千万不能忘记的是，每一个媒体从业人员都是通过工资及其它回报和酬劳的方式与一个乃至几个主人捆绑在一起的，而且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可有可无的。

所有的专家都服务于政府和媒体并且只是以他们获得他们自己地位的那种方式。每个专家都服从他们的主人，因为所有先前的独立可能性都被当前的社会组织模式逐渐归零了。最有用的专家当然是会撒谎的专家。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那些需要专家的人也都是撒谎者和白痴。每当个人失去独立看待事物的能力的时候，专家就出现在那里提供绝对的担保。从前存在过伊特鲁里亚艺术方面的专家，并且是真正的专家，因为伊特鲁里亚艺术是不供出售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例如，有一个时期人们发现用化学手段仿制各种名酒可以获取利润，但要把它们卖出去，需要创造酒类专家，酒类专家可以把鉴赏家们骗入酒窖[2]去品尝仿制酒那新鲜的更易辨认的味道。塞万提斯评论道：“披着破大氅的，往往是个好酒徒。”[3]一个了解酒的人也许常常对核工业的规则一无所知，但景象权力会推测：既然一个专家可以在原子能方面愚弄他，那么另一个专家也很容易在酒方面愚弄他。例如，众所周知，媒体气象学家在预测未来48小时的气温或降水量时，为了维持某种经济的、旅游的和宗教的平衡，必须严格限制播报内容，因为有如此众多的人们旅行在如此众多的道路上，这些道路又位于如此众多荒凉的地方之间。因此，他们也只能尽力作为娱乐人物而赚得名声。一切客观历史知识消失的一个方面可以在下述方式中见出，即个人名誉成了可以被那些控制信息（既指被搜集的信息也指被传播的信息，传播信息是与搜集信息完全不同的问题）的人随意塑造和改变的东西。他们的歪曲能力是无限的。那些景象不需要了解的历史证据就不再是证据。当荣誉只是由景象法庭的恩典和荣宠赐予的之时，失宠就可能紧随而至。一种反景象名声已经成了极端稀罕之物，我自己是最后保有者之一，并且还从未有过别的人。但它也已经变得极端可疑了。社会已经公然宣告自身是景象性的，在景象关系之外出名的人已经被视为是社会的敌人。

一个人的过去可以被重写、彻底改变和以莫斯科审判的方式重新创造——甚至不必动用审判这样笨拙的东西。杀人在目前已变得更加廉价。那些运作景象的人或他们的朋友并不缺少虚假证人，尽管他们可能技艺不够娴熟。那些目睹了这些虚假证人功绩的旁观者如何还会承认自己的那些愚蠢错误呢？——或者那些虚假的档案，它们通常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不再可能相信你没有直接亲自了解的任何人的任何事。但是虚假的指控事实上几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只存在唯一一种获得了充分和普遍认可的社会证明形式，一旦人们控制以此形式运作的那个机制，他就可以说他喜欢的任何东西。景象要证明自己的论点只需要采用原地打转的方式：通过回到起点，通过重复，通过在残留下来的唯一空间里不停地肯定，在这片空间里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公共的肯定和确信，明显是因为那是每个人都能见证的唯一事物。景象权力也同样可以否定任何他喜欢否定的东西，一次或三次以上，并且转移话题，因为它知道得无比清楚，在它自己或别的任何空间中都不存在任何还击的危险。

露天集市作为普遍的社区已经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受制于中介性组织或独立机构、受制于沙龙或咖啡馆、受制于单一公司工人的那些社区。不再有可供人们讨论涉及他们自身之现实的空间留下，因为他们自身永远不再可能摆脱媒体话语压倒性的存在以及为传播媒体话语而组织起来的各种势力的压倒性存在。什么也未留给那些曾经构成知识界的人们的相对独立的判断。例如，那些人曾经把他们的自尊建基于他们的实证能力，亦即接近不偏不倚的事实历史的能力，或至少是相信这样一种历史值得了解的能力。甚至连任何无可争议的目录学真理都已不复存在，国家图书馆计算机化的目录对于清除残余痕迹倒是一种优良的装备。想想就在不久前做一个法官、医生或历史学家意味着什么或者回忆一下他们在其能力范围内通常接受的那些义务和规则，真是让人迷惑不解：人们相似于他们的时代更甚于相似于他们的父亲[4]。

只要景象有三天不再谈论某物，某物就仿佛不存在了似的。因为如果景象转而谈论别的某物，那么，简而言之，正是该物因此而存在了。实际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是巨大的。

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历史和民主是同时进入世界的，我们可以证明它们的消失也是同时的。

然而，在权力获胜的这份清单上，我们还应该添加上一个已被证明是否定性的结果：一旦政府的运转包含某种恒定的和巨大的历史知识缺陷，那么政府就不再是受战略引导的了。

八

一旦抵达整合型景象阶段，自我宣称的民主社会似乎就普遍被视为一种脆弱完美状态的实现。因此，由于其脆弱性，它必须不再遭受任何攻击，而且由于它有着先前社会从未有过的完善，事实上它也不再容易遭到攻击。它是一个脆弱的社会，因为它在应付其危险的技术扩张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它又是一个在治理方面完善的社会，对此的证明就是所有那些渴望治理的人都想以同样的方式治理这个社会，改变任何一个东西都很难。在当代欧洲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成员甚至试图装着它们希望改变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商品超越了批评：作为一个普遍的系统，甚至作为行业首脑们在任何给定时间选择投放市场的特殊形式的垃圾。

在景象占统治地位的任何地方，唯一的组织力量就是那些渴求景象的力量。因此，没有人是现存事物的敌人，也不存在对适用于一切事物之缄默法（又译拒绝作证法——译者）的冒犯。我们已经放弃了那种扰乱人心的观念，它曾经支配了过去二百年，它认为一个社会是容许批评或改变、改良或革命的。这不是由于任何新观点的出现，仅仅是由于一切观点都已变得无用了。从这一结果我们能推测到的不是普遍的幸福，而是专制触角令人生畏的力量。

检查制度已经前所未有地完善，前所未有的还有在几个国家中的那些人，他们仍然被引导去相信他们依旧是自由公民，虽然他们已经很少被允许就任何影响他们实际生活的选择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前所未有的是还有可能如此厚颜无耻地对他们撒谎。观众就应该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值得。那些总是观望着想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人是绝对不会行动起来的：这必定就是观众的状况。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尼克松最终由于一系列否认而遭到失败，他的愚蠢在于过于玩世不恭。但这完全是个局部的例外，因为存在某些旧的历史原因，而它们自从李根最近干了同样的事却未受惩罚以来就明显已经不复存在了。许多事情也许都是未经授权的，但一切都是允许的。因此，关于丑闻的讨论已经过时了。在意大利和美国之后整个世界都很快进入的那个时期其最深刻的总结可见之于一位意大利资深政治家（他曾既在正式政府任职又在被称为P2（ Potere Due）的平行政府任职）的下述言论中：“过去有过丑闻，但不会再有了。”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描述了政府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侵蚀，法兰西第二帝国当时充斥着五十万官僚：“一切都成了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5]政党筹集资金的著名问题已经被提了出来，因为马克思注意到：“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6]然而，这在今天听起来还有点田园牧歌味道或者说已经过时了。在这个时代国家的思维已经囊括了新的城镇和高速公路、地下隧道和核能、油井和计算机、河岸文化中心的管理、“视听景观”的改造和秘密武器的出口、房地产投机和制药、农业综合企业和医院，以及充满了社会无数防卫机构的那些日益扩展的部门所拥有的军事信贷和秘密资金。然而，不幸的是，马克思仍然远未过时，在同书中他描述这个政府说，它“不是夜间做决定白天采取行动，而是白天做决定夜间采取行动”[7]。

九

这样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创造出了它自己不可思议的仇敌：恐怖主义。它的愿望是根据其敌人而非其结果来判断的。恐怖主义的故事是由政府书写的，而这一点因此具有高度的启示意义。观众当然不可能知道有关恐怖主义的一切，但是他们必定总是拥有足够的知识来让他们确信，与恐怖主义相比，其余一切事物都必定是可接受的或者无论如何都要更理性和民主一些。

镇压的现代化已经成功地趋于完善，这一点首先出现在意大利以忏悔者为名的试点项目中。忏悔者就是发过誓的职业指控人，一种首先出现在十七世纪投石党运动之后的现象，当时这种人被称为“获得特许证的合法目击证人”。这种景象性司法程序导致数千人因被指控参加一场并未发生的内战而被投入监狱。那场大规模武装起义由于偶然原因实际上从未发生，不过是一场用梦幻之类的材料编织的恶作剧。

不难发现，有关恐怖主义神秘性的解释看起来已经在两种矛盾的观点之间产生了一种对称性，非常类似于坚持两种绝对不可调和之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学派之间存在的那种对称性。有些人可能会把恐怖主义仅仅视为许多由特务机构公开操纵的活动，另一些人则可能会指责恐怖分子完全缺乏历史知识。但是只要有一丁点儿历史逻辑就应该很快使我们确信，承认那些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很容易受到操纵并不包含任何矛盾，甚而至于他们还远胜于其他人。不难表明当某人知道他自以为自由地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已经预先被人了如指掌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一定很容易被引导去“悔过”。几个渗透者就可以激活和消灭许多人，正是秘密军事组织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评价武装斗争时，批评有时必须分析特殊的运作而不被终将强加于所有武装斗争的普遍相似性引入歧途。我们应该预料到，作为一种逻辑可能性，国家安全机构将会利用存在于景象领域的一切优势。事实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景象领域在其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相反，很难感受到这是令人惊异的或虚假的。

当然，在这里，司法压迫的当代目标是尽可能地使问题普遍化。在这种商品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包装、贴标签，即价格编码。景象民主制的敌人之一乃是与另一个民主制一模一样，就像景象民主制本身一样。因此，一定是不存在恐怖主义的庇护权的，即使是那些尚未被指控为恐怖分子的人由于确实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因而也会被随后迅速引渡回国。1978年11月，年轻印刷工加博·温特因印刷革命传单被西德政府缉捕。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尼科尔·普拉丹小姐在巴黎的上诉法院代表检察院快速地表明，根据1951年11月29日签署的法德协议，唯一可以成为拒绝引渡根据的“政治动机”在本案中并不适用：“加博•温特是一个社会罪犯而不是一个政治罪犯。他拒绝接受社会约束。一个真正的政治罪犯并不拒绝社会，他攻击政治结构，但不会像加博•温特那样攻击社会结构。”可接受的政治罪犯观只有在资产阶级成功地攻击先前社会结构之时在欧洲才是会得到承认的。政治罪犯的本质与不同类型的社会批判目标是不可分割的。这对布朗基、瓦尔兰、杜鲁提是确凿无疑的。当前，存在一种希望保持纯粹政治犯罪的伪装。纯粹的政治犯罪就像一件廉价的奢侈品一样，这种罪没有人有机会再犯，因为没有人再对这一话题感兴趣，除了那些职业政客自己，他们的犯罪很少被追究，原因当然也不是被称为政治的那个问题。一切犯罪和攻击事实上都是社会性的。但在所有的罪行中，没有一种比那种还想对现存社会做些改进的不当主张更该被视为最坏的罪行的了，这个社会迄今为止存在太多宽容和耐心，但它其实包含着数不胜数应受谴责的东西。

十

根据新统治制度的根本利益，逻辑的瓦解是采用相互区别但彼此支持的那些手段来追求的。这些手段中的一些是景象已经测试和推广了的技术，另一些则与关于顺从的大众心理学有关。

在技术层面上，当别人选择和构造的形象在任何地方都变成了个人与他先前亲自观察过的那个世界的基本联系物之时，一定不要忘记的是这些形象可以容忍任何东西，因为在同一形象之内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无矛盾地结合在一起的。形象流把一切事物都带到它面前，其他人可以同样随意控制感性世界的这种简化的概括，决定形象该流向哪里和用什么节奏来展示，就像某些持久的、任意的突发事件一样，不给反思留下任何时间，完全独立于观众对它的所思所想。在这种关于永远顺从的具体经验中存在着一种对于既存事物普遍接受的心理学根源，这种接受来自于根据事实本身在其中发现了充分的价值。在严格意义上的秘密之外，景象性话语显然让任何它觉得有麻烦的事物都保持了沉默。它把它所展示出来的一切都与其语境、其过去、其意图和其结果都分离了开来。因此它完全是非逻辑的。由于没有人可以和它矛盾，它就可以跟自己矛盾，以便去纠正它自己的过去。在他们不得不提出某些新的也许还是更不诚实的某种事实类型的时候，其仆人们傲慢的意图也不过是粗糙地纠正他们赋予观众的那些无知和误解——他们自己在前天还在忙着以其习惯性的担保传播错误。因此，景象的教诲和观众的无知被错误地看成了对立的因素，实际上它们是相互促成的。以同样的方式，计算机的二进制语言乃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它诱使人们持续无保留地接受那些按照别人的意愿编程的东西，被当做一种优越的、无偏私的、整体性的永恒逻辑之源。如此的进步，如此的速度，如此的词汇量！是政治的？是社会的？你做选择吧。你不能两者都要。我自己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嘲弄我们，我们知道这些程序是服务于谁的。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孩子们应该热情地以计算机科学的绝对知识开始他们的早期教育，同时却依旧不会阅读，因为阅读需要每一行都作出判断，并且是唯一通达人类前景象经验财富的途径。对话几乎死了，很快那些懂得如何言说的人也会如此。

当代思想衰落的首要原因明显在于下述事实，即景象性话语没有为任何回答留下空间，而逻辑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社会性地建构出来。此外，当对那些通过景象说话的人的尊敬传播如此之广时，当他们变得如此富裕、有地位、有声望并且成了权威本身时，观众往往想要变得和景象一样没有逻辑，因此骄傲地展示该权威的一种个别反映。最后，逻辑是不容易的，没有人试图传授它。吸毒者并不研究逻辑，他们不再需要它，也不能驾驭它。观众的懒惰被所有知识官员和一夜成名的专家分享了，他们全都通过教条式地重复那些非逻辑的权威论点而竭力隐藏其狭隘的知识范围。

十一

人们普遍相信，在逻辑问题上展示出最大弱智的那些人都是自诩的革命者。这种不公正的指责起源于那样一个时代，那时几乎每个人都还在以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逻辑在思考问题，除了白痴和好战分子之外。对于后者而言，一种刻意的自欺起了重要重要，因为它被认为是有效的。但是今天，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是：景象的强大吸引力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把我们大多数当代人转变成了意识形态家，即使只是时断时续、七零八碎的。逻辑的缺乏，亦即没有能力直接感知重要东西与不重要或不相干的东西、不兼容的东西或可以互补的东西、一种特殊结果所隐含的一切以及它同时排斥的一切——该病已经被景象麻醉师和复苏师刻意大剂量地注射到了人群中。

反叛者当然不会比那些被动受害者更没有逻辑。很简单，前者展示了普遍化非理性的一种更强烈表现形态，因为当他们炫耀其目的和程序时他们确实试图完成他们的实际计划——即使它只是阅读某种文本并且显示他们了解文本的意思。甚至在战略层次上，他们自己都服膺一种征服性逻辑，这种逻辑显然正是辩证冲突逻辑的全部运行领域。但是，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缺乏由旧的、不完美的形式逻辑工具所指引的基本能力。没有人担心他们，因为很难有任何人会考虑其他人。

被这种掏空了的景象思维相比被其经验的其它方面打上了更深刻印记的个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为既定秩序服务的位置上，即使在主观上他拥有完全相反的意图。他在根本上遵循的是景象的语言，因为那是他唯一熟悉的语言，是他学会说话的唯一场所。毫无疑问，他非常愿意被视为该修辞的敌人，但他还得使用它的句法。这是景象统治成功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我们先前词汇的迅速消失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要素，它只是助推了这一过程。

十二

人格的消失只是某种存在的必然伴随物，这种存在隐秘地服从景象的法则，更强烈地消除了真实经验的可能性，从而也消除了发现个人偏好的可能性。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永恒的自我否定乃是个人为其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地位而付出的代价。这种存在要求一种流动的忠诚，一系列对虚假产品不断失望的献身。这是一个艰难追赶生命贬值符号之通货膨胀的问题。毒品可以帮助人们接受这种事态，而疯狂则让人们逃避它。

在这个社会的所有商业活动中，物品的分配都处于中心位置，因为它——既公开又隐秘地——决定着可取之物（what could be desirable）的定义。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某些人被分配给知识、品格甚至邪恶，乃至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目的是为了特定行业令人满意的发展。唯一目的是隐藏，至少是尽可能掩盖决定一切的各种协议的运作。然而，尽管有其通常意图并且掌握了令人生畏的工具想要突出某些假定为非凡之人的完美形象，当今社会通常恰恰只是成功地证明了其反面，并且不只是就今天已经替代艺术或艺术讨论的方面而言。一种整体性无能必将与另一种发生碰撞，恐慌会接踵而至，于是这就成了一个谁先崩溃的问题。例如，一个律师如果忘记了他在法庭上所代表的是哪一方，就会真的被对立阵营的观点说服，即使这些观点跟他自己的一样空洞无物。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一个无辜的嫌疑人会短暂地承认自己并未犯过的罪行，仅仅是因为他被要他相信他有罪的那位指控人的逻辑感动了。（参见1984年发生在普瓦捷的阿尔尚博医生一案。[8]）

麦克卢汉本人，作为景象的首位辩护人，似乎注定要成为本世纪最确信无疑的傻瓜，但他改变了主意。他最终在1976发现“大众媒体的压力导致了非理性”，改变其用法成了紧迫的问题。这位多伦多的智者先前花了几十年时间陶醉于由瞬间和便捷地通达所有人的“地球村”所带来的无穷自由。村庄与城镇不一样，它总是被因循守旧、孤立、小规模监控、单调乏味以及围绕同一家庭的重复性恶意闲聊所统治，这也是对目前全球景象庸俗性极为准确的描述，由于这种庸俗性，人们已经不可能将格里马迪——摩纳哥王朝或波拿巴——法兰西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的那些后继者区分开来。然而，麦克卢汉的那些忘恩负义的徒子徒孙们现在却试图让人们忘记他，希望通过在媒体上庆祝所有那些昙花一现的新型随机“选择”自由来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将比启发他们的那个人还要快地收回自己的主张。

十三

景象毫不讳言这样的事实，即某种危险正包围着它建立起来的这种绝妙秩序。海洋污染和赤道雨林的毁灭威胁着氧气更新，工业增长威胁着地球臭氧层，原子辐射不可逆地积累着。景象只是作出结论说这些都不重要。它只谈论日期和测量。并且仅就这方面来说，它的确成功地安抚了人心——某种前景象社会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景象民主制以一种极其微妙曲折的方式处理问题，非常不同于极权式指令那种直截了当的野蛮残暴。它可以为那些依然秘密改变了的东西保留原始的名称（如啤酒、牛排或哲学家），同样也非常容易为那些依然秘密地维持原样的事物改变名称。例如，在英国，温斯凯尔（Windscale）的核废料再加工厂被重新命名为塞拉菲尔德（Sellafield），为的是消除1957年的一场灾难性大火所带来的担忧。尽管这种地名学再加工对于限制由癌症和白血病所引起的区域死亡率上升没有丝毫用处。正如公众三十年后民主地了解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一份关于该灾难的报告，因为英国政府有充分理由断定这份报告会动摇公众对核能的信心。核工业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都较其它领域要求更高的保密度——而这些领域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已经有够多的保密性了。为了让该制度挑选出来的那些圣贤们生活亦即撒谎更容易些，人们也已经发现改变测量是很有用的。按照大量的标准改变并且完善测量，以便能够在必要时处理一系列难以转换的数字。因此，为了测量辐射程度，人们可以从一系列测量单位中进行挑选，如居里、贝可、伦琴、拉德（又名厘戈瑞）、雷姆，还不要忘了谦逊的豪拉德和等于100雷姆的西弗特。它让人想起英国货币的一种古老划分，它曾经让很多外国人困惑不已，那个时代温斯凯尔还叫温斯凯尔。

人们可以想象19世纪军事史从而也是战略理论家们所获得的那种严格和精确，为了不给中立评论者或敌对历史学家留下太多机密信息，战役总是以下述方式描述的：

“开始阶段包括一系列遭遇战，从我方立场看，一支由四位将军和他们指挥的部属组成的强大先遣军，遇到一支有13000把刺刀的敌军部队。在随后阶段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展开，我方整支部队以290门大炮和拥有18000把军刀的重骑兵向前推进，遭遇的敌方阵营包括不少于3600名步兵中尉、40名骑兵上尉和24名铁甲兵上尉。接下来双方交替进退，战役最后可被视为是不分胜负的。我方的损失低于在相似的持续时间和强度的战斗中人们通常预测的平均数值，明显高于希腊人在马拉松的损失，但仍然低于普鲁士人在耶拿的损失。”在这个例子中，就连专家也不可能搜集到有关参战部队的任何一点模糊信息，但行动的实施仍然是被安全地隐藏起来了的。

1987年6月，法国电力部设备处副主任皮埃尔·巴赫揭示了最近的核电站安全观。通过设置阀门和过滤器就能更容易避免像反应堆出现裂缝或爆炸这类可能影响整个“区域”的主要灾难。这样的灾难是由容量的超负荷引起的。每当工厂看起来要爆炸，最好轻轻地减压，这样一来其散落只波及几公里的有限区域，这一区域根据风力大小会有不同程度的和随机的扩散。他透露过去两年在德龙省的卡达拉什实施了两次谨慎的实验，它“清楚地表明，废气根本上是非常稀少的，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占电站本身辐射的百分之一”。因此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坏状况：百分之一。先前他们向我们保证说根本不存在风险，除非发生事故，但那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开头几年的经验把这种推理做了如下改变：因为事故总有可能发生，因此必须避免的是让它达到灾难性的门槛，并且那是很容易的。需要的一切只是一点一点地、温和地污染。谁会不同意更健康的做法是在几年内一直把自己限制在每天只摄入1.4升的伏特加，而不是像波兰人那样喝得醉醺醺的呢？

的确，很不幸的是，正当对商品语言的一丁点反对声音在物质上都变得不可能的时候，正当权力相信它不再需要思考也不再能够思考——显然是因为景象已经屏蔽了对其零碎而疯狂之决定和托词的任何回应——的时候，人类社会却遭遇这样爆炸性的问题。难道不是连最坚定的民主人士也不愿意选择有头脑的统治者了吗？

1986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专家会议上，问题只是是否要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生产氟氯烃（CFCs），这种气体最近迅速开始破坏薄薄的臭氧层，即这颗行星将用来抵御太阳射线有害影响的东西。丹尼尔·韦里尔代表精灵-阿奎坦（Elf- Aquitaine）的化学品子公司，以法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坚决反对任何禁令，并提出了一个很有道理的观点：“开发替代品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而成本将是四倍。”正如我们所知，这个短暂易逝的臭氧层是如此之高，不属于任何人也没有市场价值。因此，这位工业战略家可以向他的对手显示他对经济学莫名其妙的漠视程度：“把工业战略建立在环境保护律令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些很久以前就通过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人性的最后否定”[9]而着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并没有错，这将被视为其决定性的特征。

十四

人们有时会说今日的科学服从的是利润的需要，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之事。新鲜之处在于经济学如今已经公开向人性宣战，不仅攻击生活的可能性而且攻击我们存活下去的机会。正是在这里，科学——它放弃了对抗曾经构成其自身历史重要部分的奴隶制——选择让自身服务于景象的统治。在它到达这一点之前，科学都拥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它知道如何理解它自己的现实份额，并因此对增加经济资源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一种全能型经济失去了存在理由——而且那显然就是规定这些景象时代的东西——，也就消除了科学自主的最后残余，既在方法论上，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在“研究者”的实际工作条件上。科学不再被要求去理解世界或改进世界的任何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它被要求直接证明发生的每一件事的合法性。在这一领域，景象以最具破坏性的漠视态度开疆拓土，因而它在这一领域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愚蠢。为了把它自身变成一根警棍，景象统治已经砍倒了科学知识的巨树。为了服从这个终极的社会要求，去做一种显然不可能的辩护，最好根本没有一点思考能力，而是在景象语言的便利条件下接受良好的训练。正是在这样一种职业生涯中，我们这个卑鄙时代妓女化的科学友好快活地发现了它最新形态的专业化。

这种从事撒谎式合法化证明的科学伴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衰落的初步症状和那些被冠以“人类”头衔的伪科学癌症般的繁殖一起出现的。然而，举个例子说，现代医学因为曾经是有用的而可以排除在外，那些根除天花和麻风病的人和那些在核辐射或化学养殖面前卑鄙地投降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确实显而易见的是，医学在今天已经不再有权力捍卫公众的健康以抵御致病性环境了，因为那将是对政府的挑战，或者至少是对制药工业的挑战。当代科学承认既成事实不仅根据其保持沉默的义务，而且根据其频繁而拙劣的爆发。1985年十一月，拉恩内克医院的伊文教授和安德里欧教授宣称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艾滋病的有效疗法，那是从持续一周的对四个病人的实验中得出的。两天后，那些病人都死了，其他几个医生由于其研究迄今毫无进展或者也许是由于嫉妒，对两位教授仓促轻率的行为提出了保留意见，认为他们报道的只不过是误导性的胜利表象——正好在病人状况恶化前的几小时。伊文和安德里欧若无其事地进行了自我捍卫，宣称：“毕竟，虚假的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好。”他们的无知过于巨大以致使他们无法承认这一观点是对科学精神完全彻底的否定；因为早在这样的人掌管医院之前，这样的观点在历史上一直被用来支持江湖骗子和巫师有利可图的白日梦。

当官方科学来到这样一个关口时，像所有的景象一样，虽然拥有所有的物质现代化及其加强形态，但它只不过复活了江湖骗子们的古老技巧——幻术师、庄家和托儿——难怪我们会看到先知和宗派权威、真空包装的禅宗或摩门教类似的和广泛的复兴[10]。一向为权威服务良好的无知（ignorance），也总是被处于法律边缘的狡诈冒险家所利用。还有什么比文盲已变得如此广泛更好的时刻呢？但这一现实又反过来被巫术的一种新的展示形态否定了。从一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就采纳了对文盲的一个非常精确的科学定义，并在落后国家致力于扫除这种文盲。当同样的现象出乎意料地再次出现，而且这次是在所谓发达国家之时，却不是以等待格鲁希的那个人反倒看见布卢彻加入了战役的方式，而只是变成了一个召唤专家近卫军的问题[11]，它们凭着单一的不可阻挡的一次性攻击就取得了胜利，亦即把文盲一词替换成了“语言困难”：正如就像一个“假爱国者”有时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支持一项有益的国家事业一样。再者，只要确保这一新词的妥当性在教师之间牢固地确立起来，一个新定义就能很快地传开——好像一直都被人们接受了似的——据此，文盲如我们所知本来是指一个从未学会过阅读的人，但那些在现代意义上存在语言困难的人与此相反恰恰是那些已经学会了阅读（甚至比以前学得更好，冷静地提醒天才的教育学官方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但碰巧立刻又忘记了的人。

这种令人惊讶的解释可能比单纯的安抚更令人不安，如果它通过故意忽略了关键点，却并没有巧妙地避开任何人在一个更科学的时代都会想到的第一个后果的话。也就是说，承认这一新现象本身就是必须加以解释和消除的，因为在受损害的思想最近取得进展之前，在分析性的和实际的衰落也携手出现之时，这种现象从未在任何地方被观察到，甚至从未被想象过。

十五

一个多世纪前，A.L.萨尔都的《新编法语同义词辞典》对虚伪的、欺骗性的、欺诈的、诱骗性的、恶意的等词语之间的微妙区别作了界定，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今天描绘这个景象社会之肖像的一副调色板。有一件事超出萨尔都的时代和专业经验的范围，那就是以和萨尔都同样的清晰度区分任何从事颠覆活动的集团通常预期会面临之危险的种种既相互关联但又非常不同的含义。例如，遵循这样一个进程：被误导、被挑衅、被渗透、被操纵、被接管、被颠覆。当然，这些重要的细微差别从来没有被“武装斗争”的教条主义者们欣赏过。

虚伪的（fallacieux）来自拉丁语fallaciosus，指擅长于或习惯于欺骗，充满了欺骗：这个形容词的释义相当于欺骗性的（trompeur）一词的最高级。以任何方式骗人或导致错误的行为就是欺骗性的，为了欺骗、滥用、引人犯错而做的事，用诡计和误导性信心而实施的有预谋的故意欺骗行为，最精心策划的滥用行为，属于虚伪的。欺骗性的是一个泛泛而模糊的词，一切不确定的符号和外观形式都是欺骗性的；虚伪的表示表里不一、欺瞒、冒名顶替；诡辩的言语、断言或推理就是虚伪的。这个词与欺诈的（imposteur）、诱骗的（seducteur）、阴险的（insidieux）和恶意的（captieux）都有亲缘关系，但并不等价。欺诈的表示所有形式的虚假表象，或共谋虐待或伤害；例如，伪善、诽谤等。诱骗的表示通过精心算计去控制某人的行为，用巧妙的、旁敲侧击的手段把他们引入歧途。阴险的只表示设置陷阱和诱捕的行为。恶意的只限于措手不及的微妙行为。虚伪的包含了所有这些释义。

十六

相对较新的谣言概念是最近才从俄国引入的，同时还引入了许多别的对于运作现代政府有用的发明。它公开被特定权力采用或因此被那些掌握政治或经济权威片断的人采用，以便维持既定秩序，并且总是扮演反攻的角色。能够对抗某个单一官方真理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是从敌对力量或至少是竞争力量那里散布出来的谣言，并且必须是被刻意地和怀着恶意地歪曲了的。谣言并不是对适合当局的事实的单纯否定，也不是对不适合当局的事实的单纯肯定，那被称为精神病。与直截了当的谎言不一样，谣言必须包含一定程度的真理但却是一种被某个狡猾的敌人刻意控制了的真理。那便是它对占统治地位社会的捍卫者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谈论谣言的当局并不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而是知道它可以把标志谣言特征的毫无意义性赋予任何精确的批评，结果是它永远不必承认任何特定的错误。

从本质上说，谣言是对真理的一种嘲弄。任何传播者都是有罪的，任何相信者都是愚蠢的。但是，这个狡猾的敌人究竟是谁呢？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是恐怖主义者，恐怖主义者没有“造谣”的危险，因为它被指控在本体论上代表了最严重和最不可接受的错误。由于词源学和对本世纪中叶东西方亦即集中型景象与分散型景象短暂有限对抗当下的回忆，今天整合型景象的资本主义仍然假装相信，官僚极权制（bureaucratic totalitarianism）资本主义——有时它被呈现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或灵感之源——仍然是其主要的敌人，尽管已经存在无数它们深刻结盟和团结的证据。事实上所有既定的权力虽然真的存在某种区域性竞争对手，并且甚至都不想把它说出来，但它们从未忘记一位罕见的德国国际主义者之一在第一世界大战爆发后设法回忆的东西（站在颠覆的一边，没有获得任何直接的成功）：“主要的敌人在内部。”最后，谣言乃是十九世纪社会战语言中“危险激情”所指东西的等价物。这就是全部的晦涩难懂之处，它有可能与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社会给那些相信它的人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幸福相抗衡，这种幸福远远超过各种微不足道的风险和失望。任何在景象中看到这种幸福的人都会同意我们不应该抱怨它的代价，所有其他人都是造谣者。

以这种方式谴责一个特定的造谣事件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避免关于这种景象性全球语言可能也包含同样内容的任何怀疑。有了最科学的保证，景象就可以识别唯一可以发现谣言的场所，即存在于任何说出来会让它不高兴的东西里面。

法国最近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媒体的某些部分贴上一种官方标签，保证他们“不受造谣之害”，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除非这是一个蓄意的诱饵。这伤害了某些媒体专业人士，他们仍然相信，或者更谨慎地说他们仍然希望人们相信，直到现在他们实际上还没有屈服于审查制度。但谣言的概念绝不能用于防御，更不能作为静态防御的一部分，在一个据称谣言已然失控的地区修建长城或马其诺防线。一定存在造谣，谣言也一定是某种流动性的东西并且可能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景象语言没有受到攻击，那么为它辩护就是愚蠢的，而且如果一个人试图在所有的证据面前为这种观念辩护，而这些证据恰恰相反，又是不应该被公众看到的，那么这种观念就会很快消失。此外，当局没有实际必要保证任何特定信息都不包含谣言。他们也没有这样做的手段：他们已经不受尊重到如此程度，这样做只会招来人们对有关信息的怀疑。谣言的概念只对反击有效。它必须被保留下来，然后迅速投入到战斗中去，以驱赶任何已经设法过了关的真理。

如果偶尔出现一种不受管束的谣言可能要在冲突中暂时为特定利益服务，并且有可能被人相信，发生失控，从而与那些不那么不负责任谣言之协调一致的工作产生冲突，那么就没有理由担心前者涉及其他更微妙或更熟练的操纵者：仅仅是因为现在谣言在一个没有为验证留下空间的世界中传播而已。儒家的谣言观被推到风口浪尖，以它的名义驳斥任何未能被沉默组织代理人消除的批评。例如，如果这看起来是可取的，有一天就可以说这个文本是对景象造谣的一次尝试；或者由于实际上是一回事，可以说它是有害于民主的一个谣言。

与其景象性定义相反，造谣行为只能在政府的直接指挥下，或在那些坚持同样价值观的人的倡议下，当下为政府服务。谣言实际上内在于所有现存信息中，并且的确是它的主要特征。但它只在必须通过恐吓来保持被动性的地方才被命名。在谣言被命名的地方，它并不存在。在它存在的地方，它并不被命名。当仍然存在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声称要支持或反对现实被人认可的某一方面时，存在着狂热者，也存在着说谎者，但不存在“造谣者”。当尊重景象性共识，或者至少是对景象性荣誉的渴望禁止任何诚实的人声明他反对什么，或同样地声明他全心全意地赞成什么；同时，他需要掩饰他应该承认的一部分，因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被认为是危险的；于是他就利用谣言，似乎是通过过错或疏忽，或经由假装的错误推理。例如，在1968年以后的政治活动中，被称为“元-情境主义者”（pro-situs）[12]的无能康复者成了第一批造谣者，因为他们尽最大努力隐藏了所有证实他们宣称曾采取过的那种批判的实际表现；而且，在毫不尴尬地削弱其表现的情况下，决不指涉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以便表明他们自己确实发现了某种东西。

十七

通过颠倒黑格尔的格言，早在很久以前的1967年，我就注意到：“在一个实际上已经颠倒的世界里，真理已经成了谬误的一个要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原理已经侵犯了每一个具体的领域，无一例外。因此，在当代艺术不再可能存在的时代，判断古典艺术也变得非常困难。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无知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被利用。随着历史和趣味的意义归于消失，造假的网络就被组织了起来。只需要很容易做到的控制专家和拍卖师就可以安排一切，因为在这类生意中——最终也是在每一种其它生意中——是销售证明了价值的真实性。后来，正是那些深陷谎言之中的收藏家和博物馆，尤其是美国的收藏家和博物馆，会对维护其良好声誉感兴趣，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数十个国家的巨额债务中维持着正面价值的虚构一样。虚假的东西创造了趣味，并且通过故意消除对真实之物的任何可能指涉得以自我强化。真实之物是尽可能快地重建起来的，与虚假之物非常类似。作为最富有和最现代的人，美国人一直是这场虚假艺术交易的主要受骗者。他们正是为凡尔赛宫或西斯廷教堂所进行的修复工作买单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会获得卡通长条新鲜明亮的颜色、凡尔赛宫的真正家具、闪闪发光的镀金，这将使它们类似于德州人花费巨资进口的伪路易十四套房。

费尔巴哈关于一个事实的判断，即他的时代偏爱“符号而非所指物，复制品而非原本，幻想而非现实”，已经在这个景象的世纪里得到了彻底的证实。在几个领域，十九世纪更倾向于与已经是其根本性质的工业资本主义保持距离。因此，资产阶级广泛传播了有关博物馆、原初对象、精确历史批评、真实文献的严谨心态。然而，今天，用人工之物代替真实之物的趋势已经无处不在。在这方面，事出偶然，由于交通污染，有必要用塑料复制品替换协和广场上的马利马，或阿尔勒的圣特罗菲姆门口的罗马雕像。对于游客的照相机来说，一切都会比以前更美。

毫无疑问，这一过程的高潮是中国官僚们可笑地伪造了秦始皇庞大的兵马俑产业性军队，许多来访的政治家都被带到现场去欣赏。既然可以如此冷酷地愚弄他们，那就清楚地证明，在他们所有的顾问团中，没有一个人了解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艺术史。“阁下的计算机没有这方面的数据。”这样一个事实证明，在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对艺术、对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有丝毫的了解，就有可能统治世界。这足以使我们认为，那些掌控着经济和行政的轻信的傻瓜们如果他们的真实行为还没有把这一点弄清楚的话，很可能会把世界引向某种巨大的灾难。

十八

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秘密之上的，从对其成员的集中式财富拉上难以穿透屏障的“前线”组织，到允许政府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拥有广阔运作领域的“官方秘密”；从被广告隐藏的劣质产品那经常令人恐惧的秘密，到对一个推断出来的未来的规划，在这种规划中，只有统治势力本身可以读出它否认其存在的那些事物的可能进展，计算它将会神秘地做出的反应。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在城市和农村，有越来越多的地方仍然是不可进入的，也就是说，受到保护并隔绝于公众视野之外；这些地方超越了那些天真好奇者，而且对间谍活动有很好的防范。他们并不都是严格的军人，只是遵循着军事模式，防止当地人或过路人的任何窥探入侵；甚至警察也不例外，警察的职能早已沦为监视和镇压最平常的犯罪形式。因此，当阿尔杜·莫罗被捕后成为P2（Potere Due）组织的一名囚犯时，他不是被关在一座找不到的大楼里，而是被关在一座无法进入的大楼里。

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秘密行动的训练；单单为此而做好准备和进行练习。只有特定的单位配有机密档案，也就是说，有秘密资料和分析。还有其他单位拥有利用和操纵这些机密的一系列技术。最后是“主动的”单位，配备了其他手段来简化问题。分配给这些专家在监督和影响方面的资源持续增加，而一般环境也日益偏袒这些专家。例如，当整合型景象社会的新条件迫使对它的批判变成真正的秘密时，不是因为它自己处于隐藏状态，而是因为它是被牵制性思维那冗长的阶段性管理所隐藏的，那些仍然对它的监控负责的人，以及最后对它的否定负责的人，现在可以在秘密环境中使用传统的操作方法：挑衅、渗透和各种形式的对真实批判的消除，并支持为此目的而创造的虚假批判。当景象的一般性的欺骗被丰富到可以求助于一千个个别的欺骗时，不确定性在每一个转折点都在增长。在监狱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一种无法解释的罪行也可能被称为自杀行为；逻辑的崩溃允许审判和调查进入非理性状态，而这些审判和调查从一开始就经常通过由特派专家们进行荒谬的尸检而被歪曲了。

我们早就习惯了对各种人的即决处决。已知的恐怖分子，或被视为恐怖分子的恐怖分子，公开地以恐怖手段遭到打击。摩萨德可以安排杀害阿布·吉哈德，SAS（英国第22特别空勤团）也可以对爱尔兰人这样做，GAL[13]（反恐解放组织）的对应警察也可以对巴斯克人这样做。那些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所安排的杀戮并不是毫无理由地选择的；但通常不可能确定是否真正理解这些理由。人们可能认为，博洛尼亚火车站被炸毁，是为了确保意大利继续得到良好的治理；或者是为了确认巴西“敢死队”的身份；或者是因为黑手党可能会为方便敲诈勒索而烧毁美国的一家酒店。但我们怎么知道“布拉邦疯狂杀手”[14]最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谁获利？”（Cui prodest?）的原理很难应用。如此多的积极利益被如此好地隐藏。其结果是，在整合型景象的规则下，我们生生死死于无数神秘性的合流之中。

媒体/警察的流言立即地或最坏也是经三四次重复后，便获得了古老历史证据无可争辩的地位。凭着白昼的景象那传奇般的权威，在沉默中被消灭的反常人物可以重新作为幸存者出现，他们的回归总是可以通过魔术般地创造或被计算出来，并通过单纯的专家允许得到证明。它们存在于冥河（Acheron）和忘川（Lethe）之间的某个地方，这些死者还没有被景象恰当地埋葬，可能正在沉睡中并等待着一种召唤来把他们全部唤醒：家就是海盗，家来自大海[15]，恐怖分子的家来自小山；家也是小偷，但他们已不再需要偷窃。

因此，不确定性无处不在地被组织起来了。通常，统治势力会通过虚假攻击来保护自己，其媒体报道掩盖了真实的运作。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事例。特杰罗和他的国民警卫队在1981年对西班牙议会进行了一次奇怪的袭击，他们的失败却被用来隐藏另一次现代的，也就是说，更虚假的军事政变，而它是成功了的。法国特勤局1985年在新西兰之破坏企图同样引人注目的失败有时被视为一种计策，其目的也许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这些特勤部门众多新用途的注意力，办法是说服人们在选择目标和行动方式时都表现出漫画般的笨拙。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已经普遍接受，1986年秋天如此喧闹地进行的巴黎市底土油床的地质勘探，除了测量居民们目前的麻木和顺从程度之外，没有其它严肃的目的：通过向他们展示完全缺乏经济理由的所谓研究。

权力已经变得如此神秘，以至于在美国总统向伊朗非法出售武器的事件发生后，人们可能会想到底是谁在管理美国这个所谓民主世界的主导力量？那么到底谁在管理民主世界呢？更深刻的是，在这个如此公开地尊重经济必需品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知道被生产出来的任何东西的实际成本。事实上，实际成本的主要部分从来没有被计算过，其余部分都是保密的。

十九

1988年初，某位诺列加将军突然变得世界闻名。他是巴拿马的非官方独裁者，这个国家没有军队，他在那里指挥国民警卫队。巴拿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它被挖出来是为了运河，而不是相反。它的货币是美元，管理它的军队也是外国的。诺列加因此献出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像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一样——来担任占领国的警察局长。他向美国输入毒品，因为巴拿马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收入，并将他的“巴拿马”首都出口到瑞士。他曾与中情局合作打击古巴，并为自己的商业活动提供充分的掩护，还向美国当局谴责了他在进口贸易中的一些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着迷。令华盛顿羡慕的是，他的首席安全顾问是市场上最好的：迈克尔·哈拉里，以色列特勤局摩萨德的前官员。当美国人最终决定摆脱这个人物时，他们的一些法庭粗心大意地谴责了他，诺列加宣布，他已经准备好为自己辩护一千年——反对外国人，反对自己叛逆的人民；以反帝的名义，他很快得到古巴和尼加拉瓜更为严厉的官僚独裁者的公开支持。

诺列加将军绝非一个特殊的巴拿马现象，他在一个与他做着完全相同事情的世界里出售一切和伪造一切，完全是整合型景象的一个完美的代表，也是它所允许的内部和外部政治的各种管理者的完美代表：某种国家里的某种政治家，某种将军，某种资本家。他正是我们现代君主的典范，在那些注定要掌权并留在那里的人中，最有能力的人与他非常相似。创造这种奇迹的不是巴拿马，而是我们的时代。

二十

对于任何情报部门来说，它都遵循着克劳塞维茨精确的战争理论，知识必须成为力量。这些部门由此产生了他们的当代声望，他们独有的诗意特质。虽然智力本身已经被彻底地驱逐出了这个禁止行动、也很少谈及他人行动的景象，但它似乎已经躲过了那些对某些现实进行分析并采取秘密行动的人。最近被揭露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试图镇压却徒劳，事实上这已得到了证实，这表明在英国，这些机构已经有能力推翻一位他们认为政治上危险的首相。因此，由于新的原因，景象所造成的普遍蔑视使人们对吉卜林时代所谓的“伟大的游戏”恢复了兴趣。“历史阴谋论”在十九世纪是一种反动和可笑的信仰，因为它处于一个如此众多强大的社会运动激荡大众的时代。多亏了传闻或几本书，今天的伪反叛者们都很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相信这是永恒真理。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时代真正的实践，因为他们冷酷的希望太悲哀了。国家注意到这一事实，并加以了利用。

当国际政治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以及国内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方面，都以特勤局的方式进行和展示，以诱骗、造谣和双重解释的方式（一种可能隐藏另一种，或者也许只是似乎如此）时，景象就让自身局限于揭示一个关于必要的不可理解性的令人厌烦的世界。这一系列枯燥乏味、毫无结果的犯罪小说都共有着一种戏剧性的兴趣，那是关于黑人之间在夜间的一条隧道里现实主义式地上演的一场打斗的。

当电视播放了一幅精美的画面，并用厚颜无耻的谎言加以解释时，傻瓜们相信一切都是清楚的。半吊子精英满足于知道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模糊的、矛盾的、由未知代码“建构”的。但一个更更高层次的精英却想知道什么是真的，尽管他们可以获得特殊的知识和信任，但也很难在每一个特定的案例中把它分辨出来。所以他们想知道真理的方法，尽管他们的爱通常是没有回报的。

二十一

秘密主宰着这个世界，并且首要的是作为统治的秘密。根据景象，秘密只会是自由获取、丰富信息之规则的必要例外，正如整合型景象在“自由世界”中的统治权将仅限于是为民主服务的一个纯粹的执行机构一样，但没有人真的会相信景象。那么，观众们是如何接受秘密的存在的呢？这一秘密本身就排除了他们经营一个他们对其基本现实一无所知的世界的机会，在他们不可能被问到该如何着手的情况下。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能够看到处于其不可接近的纯粹性和功能的普遍性之中的秘密。每个人都承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为专家保留的很小的秘密领域；但就一般情况而言，许多人相信他们知道那些秘密。在《自愿奴役论》一书中，拉·伯埃蒂展示了一个暴君的权力将如何被那些认为无论对错支持就是他们利益所在的个人的同心圆大大加强的。同样，许多政客和媒体专业人士被奉承说他们不会被怀疑是不负责任的，通过他们的关系和信任，他们学到了很多。乐于得到机密信息的人不太可能批评它，也不可能注意到，在所有向他透露的信息中，现实的主要部分总是隐藏的。由于骗子们的仁慈保护，他又多看了几张牌，虽然可能是假的，但他从来没有学会游戏规则。因此，他立即认同操纵者，蔑视事实上他也同样分享了的那种无知。因为向谎言性暴政的熟人透露的信息通常都是被谎言毒害了的、被操纵的和未经检查的。然而，它们满足了那些得到他们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优越。它们的唯一作用是让统治更受尊重，而不是让统治更容易理解。它们是前排观众的特权，这些观众愚蠢到相信自己能理解一些东西，不是利用对他们隐藏的东西，而是相信揭示出来的东西！

统治势力至少足够清醒，可以预料到其自由和不受阻碍的统治将很快导致大量重大灾难，包括生态灾难（例如化学灾难）和经济灾难（例如银行业灾难）。一段时间以来，它一直在确保自己能够以其他方式应对这些特殊的不幸，而不是像通常那样温和地使用谣言。

二十二

关于过去20年来不断增加的暗杀事件（肯尼迪、奥尔多·莫罗、奥拉夫·帕尔姆、部长和银行家、一两位教皇，还有一些比他们所有人都更有价值的人），这些事件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尽管牺牲了一些奇怪的多余人，从来没有人会去逮捕那些掌握着钱袋的人——它们的连环特征显示出某种共同的标志：官方声明中明目张胆、变化无常的谎言。这一新确立的社会疾病的症候群迅速蔓延，似乎在第一批有记录的病例之后，它从国家的顶峰（这类犯罪的传统领域）向下移动，同时从较低的深度向上移动，这是另一个传统的从事贩卖和保护活动的场所，在专业人士之间，这种战争一直在进行着。

这些活动往往会在社会事务中会合，那是一个政府准备经常去、黑手党也很乐意去的地方；于是，一种融合开始了。按照事故来解释这些新谜团已经不乏尝试：警察无能、愚蠢的治安官、不合时宜的新闻披露、特勤部门的增长危机、恶意证人，或者警察间谍突然决定罢工。但是埃德加·爱伦·坡在《莫格街谋杀案》中的一个著名论点中已经发现了通往真理的真正道路：“在我看来，这个谜被认为是不可解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应该被认为是容易解开的——我是说，它的特点是与众不同的……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中，与其说是问‘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问‘发生了什么以前从未发生过的’。”

二十三

1988年1月，哥伦比亚毒品黑手党发表了一份公报，旨在纠正公众对其存在的看法。现在，任何黑手党的第一个要求，无论它在哪里，都很自然地是去证明它不存在，或者它是不科学诽谤的受害者，这是它与资本主义共同具有的第一样东西。但在这些特殊情况下，这股黑手党对成为唯一一个被置于聚光灯下的黑手党感到非常恼火，以至于它甚至提供了其他团伙的细节，这些团伙试图通过非法使用黑手党作为替罪羊来掩盖自己。它宣称：“我们自己不属于政客和官僚、银行家、金融家或百万富翁的黑手党，也不属于欺诈合同、垄断或石油的黑手党，也不属于媒体黑手党。”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假设，这一声明的作者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有兴趣将自己的活动转移到那条浩瀚的浑水河中，这条河灌溉着整个当今社会，这是一条犯罪之河，更是一条普通的违法行为之河。但也可以正确地假设，在这里，我们有一些人，就他们的专业而言，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他们在谈论什么。黑手党在当代社会的土壤中蓬勃发展，它的扩张速度和其他所有劳动产品的扩张速度一样快，而正是凭借这些劳动产品这个整合型景象的社会塑造了它的世界。黑手党伴随着信息技术和工业食品加工的飞速发展，伴随着城市重建和棚户区改造，伴随着特勤和文盲的出现而发展壮大。

二十四

当黑手党第一次被西西里移民工人带到美国时，它不过是一个被连根拔起的古董，就像同一时间出现在西海岸的中国秘密组织之间的帮派战争一样。黑手党诞生于蒙昧主义和贫困，当时甚至无法在意大利北部扎根。它似乎注定要随着现代国家的进步而消失。因为这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形式，只有通过对城市外面落后少数民族的“保护”才能繁荣起来，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的法律和理性的警察力量是无法渗透的。黑手党在其防御阶段，只能消灭证人，使警察和司法机关中立，并在其活动范围内保持必要的秘密。但后来，它在新蒙昧主义中找到了新的地盘，首先是在分散型景象社会中，然后是在它的整合形式中：随着秘密的彻底胜利、民众的普遍退位、逻辑的完全丧失、贪婪和懦弱的普遍增长，它成为一种现代的和进攻性力量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

美国的禁酒令（本世纪最优秀的例子之一，该州自诩能够对一切实行极权式控制，也能对随后产生的结果实行极权式控制）将酒精贸易移交给有组织犯罪长达十多年之久。从那里，黑手党凭借其新的财富和经验，进入了选举政治、商业、职业杀手市场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的某些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接受了美国政府的恩惠，帮助入侵西西里岛。合法化了的酒精被毒品取代，毒品现在是非法消费的主要商品。接下来，黑手党开始深入参与房地产交易、银行业、高级政治和政府事务，然后又涉足景象性行业：电视、电影和出版业。而且，至少在美国，它已经涉足了音乐行业，就像其他任何一项推广活动一样，这些活动都依赖于相对集中的人群。利用贿赂和恐吓很容易对他们施加压力，因为黑手党不缺乏资金，也不缺乏不可接触的匿名杀手。

通过腐蚀唱片主持人，人们可以从同样糟糕的商品中选择成功的东西。但毫无疑问，在意大利，黑手党通过仿效其在美国的经验和成功之道而获得了最大的力量。自其与平行政府达成历史性妥协以来，它能够肆无忌惮地杀害治安官和警察局长——这是它通过参与政治“恐怖主义”的展示而开创的一种做法。黑手党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类似于日本同类组织的演变，很好地例示了这个时代的统一性。

试图通过把黑手党与政府对立起来以解释某件事总是错误的：他们永远不是对手。理论很容易证实现实生活中所有的谣言都已经非常容易地展示了的东西。黑手党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局外人，它完全是在家里。事实上，在整合的景象中，它是作为所有先进商业企业的模范而存在的。

二十五

随着如今支配着一个被压在景象铁蹄之下的社会的新情况的出现，例如，我们知道，政治暗杀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屏蔽掉。在任何地方，疯子都比以前多得多，但更有用的是，他们可以被疯狂地谈论。并不是某种恐怖统治迫使媒体做出这样的解释。相反，正是这种解释平静的存在才应该让人感到恐怖。

1914年，随着战争的临近，维兰暗杀了饶勒斯，虽然维兰肯定是一个有点不平衡的人，但没有人怀疑维兰相信他必须杀死饶勒斯，因为在深刻影响他的爱国右翼极端分子眼中，饶勒斯似乎肯定会对国家的防卫产生不利影响。这些极端分子只是低估了社会党内部爱国承诺的巨大力量，无论饶勒斯是否被暗杀，或是否被允许坚持其反战的国际主义立场，这种爱国承诺都将立即导致他们加入神圣同盟。如果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记者/警察以及“社会问题”和“恐怖主义”方面的专家会很快解释说，这个维兰以策划了几起谋杀未遂案而知名，他的目标永远是男人，尽管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外表和衣着都非常偶然地与饶勒斯极度相似。精神病医生会证实这一点，而媒体只会反过来证实精神病医生所说的话，从而证实他们作为唯一权威专家的能力和公正性。警方的正式调查马上会推出几个声名显赫的人来作证，因为维兰曾在“羊角面包店”受到粗暴对待，在他们面前大声威胁要通过在营业场所公开谋杀他最好的顾客之一来报复店主。

这并不是说，在过去，真相会经常或很快地被揭露出来，因为维兰最终被法国法庭宣判无罪。他直到1936年西班牙革命开始时才被枪杀，当时他很不明智地搬到了巴利阿里群岛。

二十六

秘密社会和影响力网络的普遍增长，满足了经济事务盈利管理新条件的迫切要求，此时，国家在生产方向上占有霸权地位，对所有商品的需求严格依赖于景象的信息/促销活动所实现的集中化，分配形式也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因此，它只是资本、生产和分配集中的自然产物。任何不增长的东西都必须消失；没有采用当今工业、景象和政府的价值观、技术和方法，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增长。归根结底，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所选择的特殊发展形式，决定了新的个人依赖和保护纽带的广泛建立。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西里黑手党的格言深刻的真理，它在整个意大利都很受欢迎：“当你有了钱和朋友，你就可以嘲笑法律。”在整合的景象中，法律是睡着的，因为它们不是为新的生产技术而制定的。因为他们在分配中被新型协议逃避了。公众想什么或偏爱什么并不重要。这就是所有那些民意测验、选举、现代化重组的景象所隐藏的东西。不管谁是赢家，忠实的顾客都会得到最坏的结果，因为这正是为他们生产的产品。关于“合法政府”的广泛讨论始于现代所谓的民主政府普遍不再是合法政府的那一刻。这一说法只是在1970年后不久才被普及，确切地说在意大利，这绝非偶然。在许多领域，法律的制定甚至是为了让那些有能力逃避法律的人能够逃避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是非法的——例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各种武器的贸易，特别是最先进的技术产品的贸易——只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后果，经济运行将因此而更加有利可图。今天，许多商业交易必然像本世纪一样不诚实，而不像曾经在严格限制范围内被那些选择不诚实道路的人所做的那些商业交易那样。

随着标志和维护可开发市场部门的推广/控制网络的增长，必须向知情者提供的个人服务数量也在增加，这些知情者自愿提供帮助；他们并不总是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警察或监护人。功能性的合谋跨越了时间和距离，因为他们的关系网掌握着一切手段，把那些在资产阶级时代的自由活动中不幸如此罕见的感恩和忠诚情绪强加给他们。人们总是从对手那里学到某些东西。我们不应怀疑，政治家们也是会读青年卢卡奇关于合法和非法观念的评论的，当时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一代消极思想的短暂行程——正如荷马所说，“他们这一代人就像树上的叶子。”从那时起，政治家们和我们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经不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困扰了；事实上，景象社会的行为不再鼓励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幻想。最终，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说，阻止我们献身于一项特定的非法活动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好几项非法活动。

二十七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八卷第五章中写到某种有关另一个寡头阴谋的行动的东西，它与我们自己所处的局势密切相关：

“尽管如此，抽签选出的议会和立法会仍然继续举行会议。但是，他们所作的一切决定没有一个是革命党不赞成的，事实上所有讲话的人都来自这个党，他们要说的话都是这个党事先考虑过的。当人们看到他们的数字时会感到害怕，现在没有人敢和他们唱反调。如果有人敢这样做，很快就会找到合适的方法杀掉他。没有人试图调查这种罪行或对那些嫌疑犯采取行动。相反，人们保持沉默，处于如此恐怖的状态，以致于他们认为自己足够幸运，即使他们什么也没说，也不会被打扰。他们以为革命党比实际大得多，对自己失去了一切信心，由于城市的规模，也由于相互了解不足，无法查明事实。出于同样的原因，任何感到自己受到虐待的人都不可能向其他人投诉以便采取措施为自己辩护；他要么不得不向他不认识的人投诉，要么向他认识但不能依靠的人投诉。在整个民主党内部，人们彼此猜疑地接近对方，每个人都认为下一个人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事实上，在革命者中，有些人是谁也想象不到会加入寡头政治的。但正是这些人应该为搞得广大人民彼此如此不信任负主要责任，也在保护少数人的安全方面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因为他们使相互猜疑成为群众集会中的既定问题。”

如果历史在这次日食之后回到我们身边，这取决于仍在发挥作用的因素，从而取决于谁也不能明确排除的结果，这些评论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景象历史的书写；毫无疑问，这是本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最少。在其他情况下，我想我本可以认为自己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开创工作完全感到满意，而让其他人考虑未来的发展。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似乎不太可能有其他人会这样去做。

二十八

推广/控制的网络不知不觉地转化成了监视/造谣的网络。从前人们只是密谋反对既定的秩序。今天，对自身有利的密谋已经是一种新兴的、蓬勃发展的职业。在景象的统治之下，人们密谋维持它，并为它所说的幸福提供担保。这一阴谋正是其功能的一部分。已经制定了一种预防性内战的规定，以适应各种经过精心算计的未来规划。这些是“特别小组”，负责根据整合性景象的需要进行局部干预。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一种战术是以“三种文化”的名义策划的，这是对1968年10月墨西哥城某个广场的一种诙谐的指涉——尽管这次手套可能会脱落，该战术只能应用在在叛乱发生之前。[16]除了这种极端的情况之外，作为政府的有用工具，不明原因的暗杀需要只会有广泛的影响或变得相对频繁，因为仅仅知道它们是可能的，就会使许多不同领域的盘算复杂化。就个人而言，也不需要有任何明智的选择。

完全随机地应用这种程序也许会更加有效。人们也被置于在一个位置去构成一个关于抚养（rearing）的社会批判的片段，那是一些不再能委托给学者或媒体专业人士的东西，这些人现在非常乐意与这个辩论中过于传统的谎言分开：一种新的批判需要以新的方式提出和开掘，由另一种受过更好训练的专业人士控制。以一种相对保密的方式，清晰的文本开始出现，匿名或由不知名的作者签名——这一策略得益于每个人对景象王冠的关注，这反过来又使无名者显得似乎是最令人钦佩的——文本不仅涉及在景象中从未触及过的对象，而且还包含一些论点，这些论点的强项因可计算的独创性而变得更加突出，这些独创性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多么明显，它们从未被使用过。这种做法至少可以作为开始招募更多警觉智者的第一步，如果他们看起来合适的话，他们以后会被告知更多可能的后果。对某些人来说是职业生涯第一步的东西对层次更低的其他人来说，却可能是进入为他们准备的陷阱的第一步。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可能会产生另一种伪批判；因此，在因此而提出的两种意见之间——两种意见都超出了该景象的贫乏惯例——简单的判断可能会无限地摇摆，而围绕它们的讨论则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时候重新开始。大多数情况下，这涉及到对媒体所隐藏的东西的一般性讨论，而且这种讨论可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且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机智的，但总是令人惊奇地是去中心的。在批判性思维中，题目和词汇都是人工选择的，但也辅之以程序化的计算机。这些文本总是包含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很难被发现，但却是很显著的：视角的最远点总是异乎寻常地缺失。它们类似于那些著名武器的仿制品，只是缺少射击针。这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横向批判，它能以相当坦率和准确的方式感知许多事物，但却把自己置于一旁。并不是因为它影响了某种公正性，相反，它似乎必须找出许多错误，但却从未明显感到需要揭示其原因，甚至需要含蓄地说明它来自哪里、又想去何方。

可以给这种反新闻式虚假批判再添加上有组织的谣传活动。我们知道，有组织的谣传活动最初是各种不可控制的景象信息的副产品，因为每个人，无论多么含糊，都会感觉到后者误导了某种东西，并尽可能少地信任它。流言开始是某种迷信、天真、自欺欺人之物，然而，最近，监控已经被引入到民众中，能够启动在发出信号的那一刻就非常适合它自己的那些流言。在这里我们决定将30年前形成的一个理论的观察结果应用到实践中，这个理论起源于美国广告社会学——一种把个人称为“起搏器”的理论，这种个人就是那些在他们周围的人会跑来追随和模仿的人——但这次从自发走向了控制。除了最近过去的前专家、学术界和媒体的专业人士、社会学家和警察之外，预算或预算外的手段也已释放出来以资助许多辅助机构。相信过去模型持续机械的应用导致的错误与对过去的普遍无知一样多。“罗马已经不复在罗马了”[17]，黑手党也已经不再是小偷了。监视和造谣机构与以前的警察和告密者——例如，与第二帝国的秘密警察和暗探——相去甚远，就像现在所有国家的特种部队都与1914年陆军总参谋部第二局的官员相去甚远一样。

既然艺术已经死了，那么很显然把警察伪装成艺术家就极其容易了。当那些对复兴的新达达主义的最新模仿者被允许在媒体上骄傲地夸夸其谈，从而也去修补官邸的装饰，像宫廷小丑对垃圾国王一样，此时很明显，通过同样的过程，一种文化的掩盖也得到了每一个代理人或辅助性的政府说服网络的担保。空洞的伪博物馆，或以不存在之人的作品为对象的伪研究中心，可以像为记者-警察、历史学家-警察或小说家-警察创造声誉一样迅速地开放。毫无疑问，亚瑟·克雷文在《现在》一书中写道：“很快，我们在街上将只会看到艺术家，要想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人将白费力气。”这确实是巴黎游手好闲者一句古老俏皮话复兴形式的含义：“你好，艺术家！如果我弄错了，那就太糟了。”[18]

事物都已水落石出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现代的出版社，也就是商业发行最好的出版社，都使用集体署名。由于他们的笔名只能得到报纸的认证，因此他们可以互换、合作、互相代替，接受新的人工大脑。他们的任务是表现这个时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是因为他们的个性，而是因为他们被命令这样做。那些相信自己是真正独立的、个别的文学企业家的人，可以明知故犯地保证说：杜卡斯（Ducasse）与洛特雷阿蒙伯爵（Comte de Lautreamont）有过争执[19]，大仲马（Dumas）不是麦奎（Maquet），我们决不能把艾克曼（Erckmann）和夏特良（Chatrian）混为一谈，塞西尔（Censier）与道邦通（Daubenton）不再说话了。也许最好是说，这种类型的现代作家都是兰波（Rimbaud）的追随者，至少在“我是别人”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景象社会的全部历史都要求特务部门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这个社会的特征和力量在特务部门集中到了最高的程度。此外，尽管他们的“服务”头衔不高，但他们也始终是该社会总体利益的仲裁者。这里没有腐败，因为他们忠实地表现了景象世纪的共同道德，正如在茫茫大海上的观看者和被观看的航行一样。这种景象将秘密带到了胜利，而且必须越来越多地由秘密专家控制，他们当然不仅仅是在不同程度上设法摆脱政府控制的官员；他们不仅仅是官员。

二十九

整合型景象的一个普遍工作规则，至少对那些管理其事务的人来说，乃是在这个框架内，一切都是可以做的，一切都是必须做的。这意味着，无论成本如何，必须使用每一种新工具。新机器在任何地方都成为该系统的目标和驱动力，是唯一能显著改变其进程的东西，每次它的使用都是在没有进一步反思的情况下被强加的。社会的拥有者确实首先希望保持某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他们也必须保持持续的技术创新，因为这是他们继承遗产的义务之一。这条规律也必须适用于保障统治的那些机构。当一个工具已经完善，它就必须被使用，它的使用也将加强非常有利于这种使用的条件。因此，应急程序成为了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说，景象社会的连贯性证明了革命者的正当性，因为很明显，一个人不把整个事情拆开，就不能改革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但与此同时，这种一致性消除了每一种有组织的革命倾向，通过消除它或多或少能实际得到表现的社会地形：从工会到报纸、城镇到书籍。在一个单一的运动中，很有可能表明有组织的革命倾向非常自然地包含着的无能性和无思想性。在个人层面上，统治一致性是相当有能力消除或收买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况的。

三十

如果不是被它想绝对控制一切的野心所引导的监视，走到了它遇到由它自己的进步所造成的困难的地步，它将更加危险。收集到的有关越来越多个人的大量信息与分析这些信息的时间和智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更不用说它的实际利益了。数据的数量需要不断的总结：大部分将被丢失，剩下的仍然太长而无法读取。对监督的管理和对操纵的管理并不协调。事实上，为了分享利润，也为了在现有社会中有利于这一或那一潜力的发展，存在着广泛的斗争，而这就损害了其他的潜力。尽管如此，只要这些潜力都是被同一根刷子玷污的，它们就被认为是同样值得尊重的。

这种斗争也是一种游戏。每个控制者都会过分看重他的代理人和对手。每个国家，更不用说众多的超国家联盟，目前都拥有无限数量的警察和反间谍机构，以及政府性和准政府性的秘密机构。还有许多私营公司从事监视、安全和调查。大型跨国公司自然它有自己的机构；但国有化的公司也有。即使是规模不大的公司，它们仍将在国家一级甚至有时在国际一级奉行独立的政策。一个核电集团将与一个石油集团抗争，尽管这两个集团可能是由同一个政府拥有的，而且更辩证地说，尽管它们可能被维持世界市场高油价的兴趣统一起来了。每一个特定行业的安全部门都在打击破坏性威胁，同时在必要时组织起来，反对竞争对手：对海底隧道有重要利益的公司，将对渡轮的危害作有利的处理，并可能贿赂陷入财务困境的报纸，以确保他们及时发现这些危害，而不会有太多的反思；一家与桑多斯竞争的公司肯定对莱茵河谷的地下泉水漠不关心。秘密也服从于秘密监视。因此，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都微妙地团结在国家理由（raison d’etat）这个执行官周围，追求自己对意义的私人霸权。因为意义会随着一个可辨中心的确立而失落。

从成功走向成功，直到1968年，现代社会都相信它是受人喜爱的。从那以后，它不得不放弃这些梦想；它宁愿被人畏惧。它了解得非常清楚：“它天真无邪的空气永远消失了。”[20]

因此，随着秘密网络和秘密问题或活动的交叉重叠越来越密集，随着它们迅速融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几乎到处都存在着有利于既定秩序的成千上万个阴谋在纠缠和冲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监视、造谣、安全活动的交织程度越来越大。阴谋已经扩大到几乎公开的程度，它的每一部分现在都开始干扰或担心其它部分，因为所有这些职业阴谋家都在互相窥探，却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偶然相撞，却无法确定地辨别彼此的身份。谁在观察谁？表面上是代表谁？实际上呢？真正的影响仍然是隐藏着的，最终的目的几乎不可能被怀疑，也几乎永远不可能被理解。因此，没有人能确定他没有被欺骗或操纵，也很少有幕后操纵者知道他已经成功了。无论如何，站在操纵的制胜一方并不意味着选择了正确的战略视角。因此，战术上的成功可能引领大国走上危险的道路。

处在同一个网络中，且表面上追求着相似的目标，但那些仅仅是网络一部分的人必然不知道其他部分的假设和结论，尤其是他们的控制核心。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关于任何观察对象的所有信息可能完全是虚构的，或是严重伪造的，或是解释得非常不充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检察官的计算复杂化并遭到破坏。因为足以用来谴责某人的东西不那么确定，虽然它可以用来认识或利用某人。由于信息来源是竞争性的，伪造信息也是竞争性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谈论统治的利润率下降，因为它几乎蔓延到整个社会空间，从而增加了它的人员和手段。就目前而言，每一种手段都渴望并努力成为一种目的。监视监视它自身并策划反对它自身的阴谋。

最后，它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它在监视、渗透和压迫一个不存在的实体：一个本应试图颠覆该社会秩序的实体。但哪里能看到它（颠覆）真正在起作用呢？当然，情况从来没有如此具有严重的革命性，但只有政府才会这样认为。否定被彻底地从思想中剥夺了，它早就被驱散了。正因为如此，它仍然只是一个模糊的、但非常令人不安的威胁，而监视反过来又被剥夺了其首选的活动领域。因此，目前的紧急状况正确地引导了监视和干预，这些紧急情况决定了它们的交战条件，从而在这种威胁的地形上行动，以便提前与之战斗。这就是为什么监视对否定本身的组织化极点感兴趣的原因，它可以采用更多景象的不可信手段去指导它，以便操纵，这一次不是恐怖分子，而是理论。

三十一

巴尔塔萨·格拉西安，这位历史时代的权威，在《弄臣》中以相当有针对性的口吻告诉我们：“无论是言语还是行动，都必须以时间来衡量。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出选择，因为时间和潮流都不等人。”但奥马·海亚姆却不那么乐观：“我们都是木偶，苍穹是木偶大师，/此乃确凿事实，并非隐喻，/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一段时间，/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回到遗忘之盒里。”

三十二

法国大革命给战争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克劳塞维茨正是从这一经验中得出了战术与战略的区别，前者是在战斗中使用武力取得胜利，后者是在战斗中使用胜利达到战争目的。这一结果迅速而持久地征服了欧洲。但这一理论直到后来才得到证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首先值得赞赏的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直接带来的积极特征：一支极大地扩充了的军队的热情和机动性，他们生活在陆地上，相对独立于商店和补给火车。这些有用的因素很快就被类似因素在敌人一方的出现所抵消：在西班牙，法国军队遇到了同样普遍的热情；在俄罗斯广阔的空间里，这是一块他们无法生存的土地；在德国崛起后，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敌人的力量。然而，法国新战术的全面突破所产生的影响，正是波拿巴建立其战略的简单基础——后者包括预先利用胜利，就好像是赊账获得的一样；从一开始就把各种各样的策略理解为尚未获得的胜利的结果，——该胜利当然是位于第一次进攻时，而且也源于对错误想法的被迫放弃。新战术要求从错误的想法中突如其来地突破，同时，通过上述其他创新的同时发挥，找到实现这种突破的手段。

新征召的法国士兵没有能力排队作战，也就是说，没有能力按命令保持等级和开火。因此，他们将通过一个扩展的命令加以部署，他们在向敌人前进时可以随意射击。现在事实上，独立火力被证明是唯一有效的一种，是一种真正具有破坏性地使用步枪的方式，而步枪已被证明是这一时期军事交战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军事思想普遍抛弃了这一结论。事实上，尽管在战斗中不断得到实际的证明，在射程和射速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但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在新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继续。同样，景象统治的建立是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治理的艺术。这种简化在实践中很快就结出了这样的果实，但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处都被证明为谬的旧的偏见，现在已毫无用处的预防措施，甚至是早期的顾忌的残余，仍然阻碍着相当多的统治者的思维，阻止他们认识到每天的实践都在证实和证明（为真的）的东西。不仅被统治者被引导相信他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仍然生活在一个事实上已被消灭的世界里，而且统治者本身有时也会遭受荒谬信仰的折磨，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确实相信这些东西。他们开始相信他们所压制的东西的一部分，好像这仍然是一种现实，仍然必须包括在他们的计算中。但这种落后不会持续太久。那些如此容易取得成就的人必然会更进一步。人们不应认为那些太迟钝而不能欣赏他们新游戏规则的灵活性及其野蛮辉煌形式的人，会像一些接近真正权力的古语一样永远存在。景象的命运当然不是以开明专制主义为结局。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在为统治利益服务而且最重要的是管理着对该统治的保护的那些增选演员中，一种转变是迫在眉睫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事件中，创新肯定不会被展示在景象的舞台上。相反，它看起来像闪电，只有当我们被它击中时我们才了解它的存在。这种转变，将决定性地结束这些景象时代的工作，将小心地、阴谋式地发生，即使它涉及到权力内部圈子的那些人。它将选择那些分享核心紧急状态的人，他们会清楚地看到他们克服了什么障碍，以及他们有能力做到什么。

三十三

那同一个萨尔都还写道：

“徒劳地( vainement)与主体相关，白费力气地 (en vain)与客体相关，无用地（inutilement）仅仅意味着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用处。一个人徒劳地工作，表示这个人一直在这样做却没有获得丝毫成功，以致于浪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一人一直在工作却白费力气，表示他虽然一直这样做，却因为工作的缺陷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完成一件工作，我就是在白费力气地工作，无用地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我所做的工作没有获得我所期望的结果，如果我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我就徒劳地工作了；也就是说，我做了一些无用之事……还有人认为，如果有人没有得到工作的奖励，或这项工作没有得到认可，他也会被认为是在徒劳地工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浪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其工作的价值丝毫没有遭到损害，他的工作确实可能是非常好的。”

居伊·德波，巴黎，1988年2-4月。                            

英译者注：我要感谢居伊•德波、丽兹·海伦和马丁·汤姆对翻译工作的帮助。法文版的《评论》没有脚注，在译文中加上脚注本来是不合适的。然而，在作者的同意下，我将这些有关某些参考文献和典故的简要说明包括在内，否则英语读者可能会不必要地感到晦涩难懂。

——马尔科姆·伊姆里

本书译自英译本:Guy Debord,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Trans.By Malcolm Imrie,London&New York:Verso,1998.

[1]出自《孙子兵法》第十一篇“九地”。——中译注

[2]“酒类专家可以把鉴赏家们骗入酒窖去品尝仿制酒那新的更独特的味道”（“wine experts able to con

Connoisseurs into admiring their new,more distinctive,flavors.”）法文在这里是：“des experts en vins qui ，entra’neront les cavesa aimer leurs nouveaux parfums, plus reconnaissables.”德波在这里使用了双关语“caves”，它有两个意思：酒窖（阴性时）和无望的受骗上当者（阳性时）。该词的地下语源学也很有启发性，它最先指任何在合法工种中工作的人，然后指不懂得如何生活的人，最终指任何受骗上当者。——据英译注。

[3]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册，第三十三章。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4] “Men resemble their times more than their fathers。”“人们相似于他们的时代更甚于相似于他们的父亲。”这是一句出自十四世纪的阿拉伯谚语。——据英译本注。

[5]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页。

[6]同上，第676页。

[7]同上，第641页。原文为：“因为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夜间就采取行动的人。”译文做了适当改变——中文引者。

[8] 1984年，普瓦捷一家医院的阿尔尚博医生的某些同事，似乎是出于职业嫉妒，在复苏过程中颠倒了氧气和氮气的供应，导致手术室的一些病人死亡。阿尔尚博最终被无罪释放，但真正的罪魁祸首从未被发现。——英译注

[9]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人性最后的否定”的人正是马克思。——英译注。

[10]“幻术师、庄家和托儿”，这里的法语是“illusionnistes, aboyeurs et barons.”。 Baron，一个仍然常用的词，指的是一个骗子的同谋者，被安插在人群中，帮助欺骗别人。他或者提出骗子可以很容易反驳的反对意见，或者假装要买骗子提供的任何东西。这也是19世纪英语“stool-pigeons”的意思，尽管这个词现在含义不同了。我找不到一个现代英语的对等词，尽管“stooge”在美国的一些含义可能已经足够了。——英译注

[11]“不是以等待格鲁希的那个人反而看到布卢彻加入了战役的方式，而仅仅是一个召唤专家近卫军团的问题”，其中的“战役”指滑铁卢战役，“那个人”指拿破仑，德波这里引用的是维克多·雨果在《惩罚》一诗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看到战役不利于法国人的时候，拿破仑召唤皇家近卫军投入战斗。——英译注。

[12]“元-情境主义者”（pro-situs），指那些宣称情境主义构想在某种程度是就是他们自己的构想的人。——中译者注

[13]“GAL.”即GrupoAnti-Terorista de Liberacion，反恐解放组织。——英译注

[14]“布拉邦的疯狂杀手”。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发生了一系列谋杀案，媒体以布拉邦谋杀案的凶手的名字为其命名。这些谋杀案都是在一系列抢劫中完成的。——英译注

[15]“家就是海盗，家来自大海。”这里的典故出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安魂曲》。但这里的一些典故更为具体。德波曾指出，“那种不再需要偷窃的小偷”，例如，弗朗索瓦·贝塞，雅克·梅斯林的前同伙，于1914年7月31日在蒙马特街146号消失得无影无踪（现为肖普羊角面包店）。——英译注

[16]“在三种文化”的名义下”，1968年10月2日，警察在墨西哥城的拉斯特雷斯文化广场对学生示威者开枪，杀死了很多人。在此前的两周里，至少有50名学生在警察对罢工会议和大学校园的袭击中丧生。——英译注

[17]“罗马不在罗马了。”这句话出自拉辛《米特里达特》中的一句话：“罗马已经不在罗马了，它是我的全部。”——英译注

[18]“你好，艺术家们。”法文是，“嗨，艺术家们！如果我错了，那就算了。”那句低俗的问候语是：“你好，男人。”德波把“男人”替换成了“艺术家”。——英译注

[19]“杜卡斯与洛特雷阿蒙伯爵有过争执。”伊西多·杜卡斯当然就是洛特雷阿蒙伯爵。历史学家奥古斯特·麦奎（Auguste Macquet）是杜马斯·佩雷的主要文学合作者之一。埃米尔·艾克曼和亚历山大·夏特良（1822-1899）和（1826-1890）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共同创作了几部小说和戏剧，其中许多都以他们的家乡阿尔萨斯为背景。塞西尔-道邦通是一个巴黎地铁站。——英译注

[20]“它天真无邪的空气永远消失了。”德波引用了他在1978年的电影《圣母玛利亚》中的话。——英译注